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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地
- 北京
- 字
- 实秋
- 号
- 均默
- 后 人
- 曾外孙女王雨荍
- 代表作品
- 《雅舍小品》《槐园梦忆》《英国文学史》
- 性 别
- 男
目录
1915年,梁实秋考入清华学校。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
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1937年,“七七事柜微甩变”后离家独身到后方。
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
1966年退休。曾携妻子程季淑游美,在美台两地轮流居住,其妻辞世后重返台湾。
原配夫人程季淑(1901年—1974年4月30日),祖籍安徽绩溪,1927年2月11日与梁实秋结婚。育有三女一子,长女梁文茜;次女(夭折);长子梁文骐;四女梁文蔷。1974年4月30日,在美国西雅图,梁实秋和程季淑到市场购物,临街的一个梯子突然倒下落在程季淑身上。她因伤势过重,离开人世。他写下了《槐园梦忆》一书,寄托对亡妻的悼念之情。
续弦韩菁清(1931年10月19日—1994年8月10日),原名韩德荣。湖北黄陂人。早年在上海从事歌唱,1946年当选为上海“歌星皇后”。1949年迁居香港,曾在万国美专学习绘画、在圣约翰英文书院习英语,练习书法。余时开始填词并写散文小品,在香港《中声晚报》等报刊上发表,后集结成单行本出版。后又步入影坛,主演、编导了《一夕缘》《大众情人》《一代歌后》《香格里拉》和《我的爱人就是你》等影片。1975年5月9日,与梁实秋结婚。[7]
标题 |
出版社/刊物 |
出版时间 |
新月 |
1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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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的与古典的》(评论集) |
新月 |
1927 |
新月 |
1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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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 |
1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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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 |
19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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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正中 |
19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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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孙》(评论) |
商务 |
1934 |
台.正中 |
1949 |
|
《北平年景》(怀乡散文) |
- |
50年代 |
《实秋自选集》 |
台北胜利书局 |
1954 |
远东 |
1958 |
|
台北新陆出版社 |
1961 |
|
重光 |
1962 |
|
文星 |
1964 |
|
文星 |
1964 |
|
传记文学 |
1967 |
|
《秋室杂忆》(散文)
|
传记文学 |
1969 |
台北进学书局 |
1970 |
|
《实秋杂文》 |
仙人掌 |
1970 |
台北爱眉出版社 |
1970 |
|
蓝灯 |
1971 |
|
远东 |
1972 |
|
台.正中 |
1973 |
|
志文 |
1974 |
|
远东 |
1974 |
|
黎明 |
1975 |
|
《梁实秋论文学》 |
时报 |
1978 |
时报 |
19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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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文艺出版社 |
19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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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 |
1980 |
|
台.正中 |
1982一1986 |
|
台.正中 |
1983 |
|
九歌 |
1986 |
|
台北协志工业丛书出版公司 |
1985 |
标题 |
出版社/杂志 |
时间 |
《阿伯拉与哀绿绮斯的情书》(散文集)英国密尔顿著 |
新月 |
1928 |
《结婚集》(短篇小说集)瑞典斯特林堡著 |
中华 |
1930 |
商务 |
1930 |
|
商务 |
1933 |
|
《职工马南传》(长篇小说)英国哀里奥特著 |
商务 |
1932 |
商务 |
1936 |
|
商务 |
1936 |
|
商务 |
1936 |
|
商务 |
1937 |
|
《吉尔菲先生之情史》 |
黄河书局 |
1944 |
重庆黄河出版社 |
1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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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务 |
19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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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兽图》英国奥威尔著 |
台.正中 |
1956 |
《莎士比亚戏剧集20种》 |
文星 |
1967 |
《雅舍译丛》(诗文集) |
皇冠 |
1985 |
远东 |
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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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梁实秋40岁以后着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2]
梁实秋是中国国家社会党党员,否认文学有阶级性。早期梁实秋专注于文学批评,曾委婉的斥过冰心散文,坚持将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学观,批评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的“硬译”,不同意鲁迅翻译和主张的苏俄“文艺政策”,主张“文学无阶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这期间和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
从1927年到1936年,论战持续了八年之久。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逝世,对垒式论战也自然结束。
从文学创作的主体来说,梁实秋认为文学是天才的创造。梁实秋一再说,“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天才的独创”,“文艺是少数天才的独创”,“大多数人就没有文艺,文艺就不是大多数的”。并且在梁实秋看来,不但创作的主体只能是极少数的天才,就是鉴赏文学也是极少数天才人物的专利,“最高的艺术只能少数人能了解……艺术自有许多的等级,所以艺术的鉴赏亦有很多的等级。”对于一般民众的文艺要求的满足,梁实秋给他们安排了说书、唱戏、通俗文学作品等艺术,因为他们的知识只能理解这样的作品,他们也只对这样的艺术感兴趣,至于伟大的艺术作品,像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浮士德》,那自然只有伟大的艺术家们才能欣赏、体会。
从文学题材上来说,表面上梁实秋主张题材无限制论。他说:“文学的国土是最广泛的,在根本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限制。”题材是不应该加以限制了,但如何处理题材,却并不是任意的,而应该是有选择的,用梁实秋的话来说,就是“批评家并不限制作品的题材,他要追问的是作家的态度和作品的质地。”这里,梁实秋所说的虽然是批评家,其实也代表了梁实秋心目中作家处理题材的态度,因为梁实秋心目中,批评和创作是大体一致的,对不符合人性的题材,作家应该通过艺术加工,使之符合人性,比如说,对通奸这样一件事,不是说不能写,但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应该以艺术的方法指出,这样的事情是悖乎人性的,不合伦理的,这才是正确的处理题材的方法。可另一方面,梁实秋又说,“艺术的题材和艺术的方法又绝非可以离开,只有高贵的题材才值得用高贵的方法。”高贵的方法只有高贵的题材才配用,那么,要想创造出高贵的作品,自然更要用高贵的题材了。
题材虽不可限制,但题材的价值是有高低之分的,这才是梁实秋心目中真正的题材观。在《现代文学论》《论诗的大小长短》《诗与伟大的诗》等文中,梁实秋一再强调,伟大的艺术作品当有一定长度,这其实是他心目中这一观点的折射。
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曾选修美国新古典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十六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课程,在文艺思想上深受白璧德的影响,从以前的浪漫倾向和唯美倾向转到传统的、古典的倾向,究其原因是由于白璧德的思想为梁实秋反思了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提供了理论资源,也由于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与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有相似之处,而梁实秋思想中的传统观念比较浓厚,这为梁实秋认同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提供了坚实基础。
梁实秋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文学要表现普遍的、永恒的人性。人性论是他思想的核心。他在《文学的纪律》一书中说到:“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至于与当时的时代潮流发生怎样的关系,是受时代的影响,还是影响到时代,是与革命理论相合,还是为传统思想所拘束,满不相干,对于文学的价值不发生关系。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是超验存在显露自身的一种独特方式,艺术与存在的真理原本同一。这些对现当代世界影响深远的哲学家关于文艺的思想的一个共同点在于:文艺要显现普遍性,要显现无限和超越存在的真理,梁实秋所说的文学要表现普遍的人性和他们的理论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别,但其基本思路与他们是相通的,这就是梁实秋的人性论文学观的现代意义所在。[4]
梁实秋认为,文学批评不是鉴赏,而是判断。他说,“判断有两层步骤——判与断,判者乃分辨选择之功夫,断者乃等级价值之确定,其判断的标准乃固定的普遍的。”这个普遍的固定的标准是什么呢,梁实秋说:“常态的人性与常态的经验便是文学批评的最后标举。”接下来,梁实秋分析了批评的目的:“文学批评根本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否定。”换言之,批评的作用一方面在于对纷繁复杂的艺术作品作价值判断,指出哪些作品是伟大的,哪些是低劣的;另一方面,批评家还需指出这些作品哪些是符合伦理的,他们又是如何符合的。梁实秋所说的伦理,主要是指儒家的伦理道德,梁实秋一生都是儒家伦理的信奉者,他说,“儒家的伦理,在我看来,大致是不错的。”而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只有文学批评家才能够做到,因此,梁实秋认为,只有批评家的批评才是批评的正宗,“批评家的意见无论其与民众的品味是相合或相反,总是那一时代的最精到的意见。”[3]
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冰心
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8]——毛泽东
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鲁迅
位于鱼山路33号。20世纪30年代初,梁实秋在山东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期间曾在此居住,并创作出版了《文艺批评集》,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院内留有梁实秋当年栽植的树木。2003年正式挂牌保护,故居巷口有青岛市文物局立的铭牌。[6]
梁实秋故居:位于台北市大安区云和街11号,台北市历史建筑(宅第类),2003年12月24日公告(府文化二字第09200525500号),原为日据时期台北高等学校英语教授富田义介之居所,属于高等官舍第三种,光复由后继之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承接为教职员宿舍,梁实秋于1952-1959年间任英语系主任时居住于此,前院面包树下是梁家著名聚会场所,2010年10月由台湾师范大学进行修复工程,于2011年完工同年10月挂牌,于2012年三月底开始开放参观。
梁实秋也曾是五四青年。“自从听过白璧德的演讲后,对于整个近代文学批评的大势约略有了一点了解,就不再对于过度浪漫以至于颓废的主张像从前那样心悦诚服了。”他如此分析自己信念的转变,开始用怀疑的眼光审视刚刚经历过的新文化运动,认为对五四运动应该以历史的眼光重新看待。
在哈佛大学,梁实秋不寂寞,这里中国留学生很多,就哥几个合租了处公寓,大家过起“初级共产主义生活”,轮流做饭、洗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