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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根据地，又称敌后解放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在敌后的广大农村和小城镇建立的以抗日民主政权为依托的战略基地。是抗日游击力量赖以存在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战略基地。[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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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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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察冀 晋冀鲁豫陕甘宁 苏浙皖等
目录
1937年，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全国抗战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同年11月太原失守后，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明确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6]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第115师、120师、129师相继挺进敌后开辟战略区。
1938年夏，新四军先后挺进苏南、皖中、豫皖苏等地。到武汉失守，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共领导的其他武装力量已经开辟、创办了晋西北、大青山、晋西区、晋察冀之北岳、冀中、冀东区，晋冀豫之太行、太岳、冀南区，冀鲁豫之冀南、鲁西南区，山东之鲁西、湖西、冀鲁边、清河、鲁中、胶东区，华中之苏南、皖中区。
武汉、广州失守后，日军基本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将重点转向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的政策也由“防共”，“容共”抗日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开展了反围攻、反“扫荡”作战，以及反顽自卫战，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中、皖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东江、琼崖等16块抗日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共拥有1亿人口，50万武装力量。
1941年日军集中兵力，反复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清剿”、“清乡”，加以国民党的封锁、磨擦，使敌后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以下。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英勇作战，沉重打击日伪军。从1941～1942年，共作战4.5万余次，歼日伪军33.1万余人。从1943年1月～1945年9月2日，是抗日根据地的恢复扩大时期，从1945年春起，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展开了春夏季攻势。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举行大反攻，收复了大片国土。[8]
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9]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在华北同蒲路以东，津浦路以西，正太、石德路以北，张家口、承德以南广大地区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誉之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27]
：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敌后抗日军民创建的19个重要解放区之一。包括山西西北部和绥远（今并入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广大地区。下辖46个县，320万人。由贺龙、关向应领导创建，后又与当地武装相结合，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自1937年至1944年春，根据地军民和日伪军共作战10114次，毙伤日伪军100740人，俘虏日伪军18389人。晋绥根据地民兵配合主力或单独作战18718次，毙伤日伪军7733人，俘虏日伪军1876人。我军指战员牺牲13700余人，伤3万余人。[25]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以太行山为依托，西起同蒲铁路，东至平汉铁路，北接正太铁路，南临黄河北岸，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边界地区领导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它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在地，是华北战略要地之一。[24]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甘肃和宁夏三省交界地区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也称陕甘宁边区。它的基础是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同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协议，按照团结抗日的原则，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更名改制。1937年9月6日，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府延安，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国民政府划定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范围为23个县，即陕西肤施、甘泉、鄜县、延川、延长、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旬邑、吴堡、清涧、绥德、米脂、葭县，甘肃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镇原。此外，宁夏的花马池，陕西的神府区、关中的部分地区，均归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它北起陕西北部的府谷、横山，南达陕西中部的淳化、旬邑，西至甘肃固原、宁夏的豫旺堡，东临黄河，南北长900里，东西宽800里，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150万。
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战略地位。[23]
山东抗日根据地：包括渤海、鲁中、鲁南、胶东、滨海五区，还有河北、江苏各一部分，下辖96个县，1350万人。1937年冬至1938年，共产党先后建立鲁南、胶东、清河根据地。1939年3月，罗荣桓率八路军115师主力进入鲁西，与之会合。从1937年至1944年，粉碎日军多次“扫荡”，和日伪军作战1．9万余次，毙伤日伪军15万余人。[21]
华中抗日根据地：包括江苏绝大部分，安徽、湖北、河南、浙江和湖南的一部分。1938年4月，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5月和7月，陈毅和张鼎丞分别率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挺进江南，创建苏南根据地。8月，谭震林率新四军第三支队进入皖南，开辟豫皖苏根据地；6月，罗炳辉率新四军第五支队挺进皖东，建立皖东根据地；年底，新四军一部在八路军配合下，开辟皖东北和淮海区。自1938年至1944年春，和日伪作战17500余次，毙伤日伪军24万余人。[21]
华南抗日根据地：包括东江、琼崖抗日根据地。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后，原在东江一带的红军游击队，在曾生等领导下，组成抗日游击队，建立东江根据地。1939年2月，日军侵入海南岛，原在当地的红军游击队和海南岛人民，在冯白驹等领导下，建立琼崖根据地。两地都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粉碎敌人多次“扫荡”，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20]
苏浙皖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4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作了具体部署，要求新四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17]
淮北抗日根据地：位于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交界的广大地区，由豫皖苏、皖东北、邳睢铜3块根据地组成。它处于日寇占据的徐州、蚌埠、淮阴三大军事重镇之间，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系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6]
皖江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11月，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李世农到皖中无为地区组建了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组织群众参加抗日团体，团结了一批爱国进步人士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推动了皖中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14]
浙东抗日根据地：浙东抗日根据地是皖南事变后由浦东南进的抗日武装、浙东地方党以及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来的一大批干部，经过艰苦奋斗，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它包括四明、会稽、三北（指余姚、慈溪、镇海3县姚江以北地区）和浦东4个地区，总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13]
河南抗日根据地：开辟河南新区，是抗日战争后期中共中央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经过八路军、新四军的共同努力，开辟了豫西，发展了豫南，扩大了豫东，恢复了豫皖苏边区根据地，打通了华北、华中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对于坚持全国抗战，控制中原战略要地，有着重要的意义。[12]
鄂豫皖抗日根据地：鄂豫皖抗日根据地是1938年武汉陷落后逐步开辟的，习惯上称鄂豫皖湘赣抗日根据地或鄂豫边区，也称豫鄂边区、鄂豫皖边区、湘鄂豫皖边区。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鄂豫皖根据地发展到东起安徽宿松，西至湖北宜昌，北接河南舞阳，南到湖南洞庭湖的广大地区，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300万人。[12]
湘鄂抗日根据地：1938年日军侵占武汉后，中共鄂南特委成立，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鄂南抗日游击区。1942年，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主力南渡长江，建立了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抗日根据地。后因国民党顽固派大举进攻鄂南根据地，部队除留一部坚持当地游击战争外，主力部队撤退鄂中，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在极端困难中坚持了抗日阵地。[12]
琼崖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合作抗日协议，琼崖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12月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1939年2月，日军侵入海南岛，中共琼崖特委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3月，独立队扩编为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先后开辟了琼文、美合、六芹山等抗日根据地。1941年11月，成立以冯白驹为主席的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1943年8月，白沙县红毛乡乡长王国兴领导黎族、苗族群众2万余人，反抗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屠杀，举行武装起义。后在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抗日游击队的帮助下，建立起白沙抗日根据地，为后来建立五指山中心根据地打下了基础。1944年秋，独立总队改称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至抗日战争胜利时，部队发展到7700余人，民兵近1万人，根据地扩大到占全岛1/2的地区，人口100万以上。[2]
邱北抗日根据地：邱城以北、威县以南、东至卫河、西至滏阳河，以邱县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它是邱县人民在地方党组织和抗日县政府领导下，积极配合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及冀南区党、政、军、群领导机关，组织地方抗日武装，坚持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的战略战术，历经浴血奋战，创建、坚持、巩固起来的。抗日军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渡过了一个最不平凡，最充满激情的时期，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项献。[4]
主词条：三三制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1941年，抗日根据地政权机构在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三三制”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制度，团结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了顽固势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权人员如何组成，是政权建设遇到的第二个大问题，它既表明了政权的性质，也直接关系到它的阶级基础是否巩固和群众基础是否广泛。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政权不同，抗日根据地政权最显著的特点，是从1940年开始实行“三三制”，即在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中，不仅有工农代表，还有其他阶级阶层的代表，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共产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其实质就是为了反对在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实行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建立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加广泛的政权，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三三制”的实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中最突出的，是使边区各级政权有了广泛的代表性，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界团结抗战的积极性。一些跑到敌占区的地主开始回乡，乡绅富商也有了在根据地投资经营的积极性。华中根据地实行“三三制”以后，原地方精英与新四军和抗日政权出现了少见的融洽气氛，特别是一些被选进或者聘任为参议员和区代表的乡绅，表现出空前的抗日热情。乡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以后，减租减息的阻力也相应地减小了。另外，“三三制”也使边区政权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大大加强，提高了边区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效率。[10]
主张对日坚决抗战到底，反对向日屈膝投降。我们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真正抗日的友军农党人士共同抗敌作战，反对勾结日宜危害抗战的投降分子（如石友三九类），反对亲日派的一切投降阴谋，反对汉奸伪组织。在抗日根据地上，对于各种汉奸，分别具体处理。
坚决的汉奸，坚决的加以镇压，对于胁从分子，则争取其回头为祖国工作。对于敌军伪军的俘虏，则采取释放政策，不加以侮辱，对于其中多少带有抗日性的分子，则争取其为抗战服务。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力量上，我们于坚持敌后艰苦抗战的过程中，锻炼了五十万人的坚决抗日的武装。我们向全国宣布，我们欢迎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的真正抗日的人士来八路军新四军共同抗战，并给以优于一般共产党员的特别待遇，对于少数民族，则我们给以平等的待遇，尊重民族自决的原则，主要争取他们与汉族巩固团结共同抗日，反对大汉族主义对于他们的歧视与压迫。
对于日本以外其他国家，则我们由张亲密联合社会主义的苏联（如孙中山先生死前所曾再三嘱咐的），亲密联合各国劳动人民与彼压迫的民族，同时在独立自主抗战建国的原则下正确运用各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如两大帝国主义阵线间的矛盾，与同一帝国主义阵线各国间的矛盾），但同时反对类身投靠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所有以上这一切，都是完全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的，是民族主义在正确的具休的实行。
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上，主张实行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甚至少于三分之一），其他友党及无党的抗日人士占三分之二。我们不仅不排斥而且欢迎愿意团结抗日的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我们既不赞成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我们也决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包办。在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民主权利问题上，我们主张一切不反对抗日的中国人，都有同等的人权，以及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任何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都可以安全地享有自己的财产。抗日根据地上的民主政府，仅仅干涉在抗日根据地内真实进行阴谋活动破坏抗战的分子，其余则一律不加干涉，并加以切实保护。所有以上这一切，都是完全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并是民权主义在真正的具体的实行。
在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政策上，主张积极发展工业农业的生产与商品的流通。我们欢迎他地的资本家到抗日根据地上开办实业，并切实保护他们的营业。我们奖励民营企业，而把地方抗日民主政府所经营的企业，只当作整个生产贸易事业的一部分，我们主张以发展生产事业调剂货物流通来达到根据地各区域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我们主张抗日根据地上的贸易自由，而对于敌寇破坏我抗日经济力量，掠取我被占区资财来实行“以战养战”的阴谋，则坚决予以打击。在抗日根据地的财政政策上，我们主张按照收入的多少，来规定纳税的多少。除少数最贫困的人民免税外，其余的公民，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本家、地主均在内，都须负担纳税义务，而不将税款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
我们反对对工农采取拘押罚款的办法，我们也反对对地主资本家采取这样的办法。我们主张实行适于团结抗战建国的合理的税收。在抗日根据地的劳动政策上，我们主张为着发动工人的抗战积极性，必须实行适当的改良。但增加工资与减少工作时间，均有一定限度，不能过多。为着增加，抗战生产的需要，在某些生产部门，可以酌量采取十小时工作制。劳资间订立劳动契约，在订约后，资本家国须遵行，工人亦应遵守劳动纪律，以便使生产可以正常地进行。对于劳资间的关系，必须站在团结抗战各国的立场上随时加以适当的调节。在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上，我们坚决驳斥“华北已实行土地革命”的无稽论调。我们只是主张适当减轻农民负担，来发动农民的抗日积极性。为了这点，我们主张在地中债主方匪适当地减租减息，地租一般地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按照具体情况，可以高至倒四六分制倒三十分制（即农民得六成或七成，地主得四应式三成），而不要超过这一限度。利息一般的减到社会借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但亦不要超过这一限度，使农民借不到债款，地主及债主享有土地财产的所有权。
至于农民方而，则在减租减息后应继续交租交息，这是坚持团结抗战对农民与地主关系所应当进行的调节工作。在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文化生活上，则我们主张应当普及和提高民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我们欢迎自由主义的文化工作者、新闻记者、教育家、学者、专门家来抗日根据地共同进行文化建设与各方面的抗战建国工作，我们欢迎一切抗日青年来抗日根据地入学。我们主张在抗日根据地内实行正规的国民教育制度，大大发展各方面的文化事业（学校、出版事业以及其他文化事业）。所有这一切，都是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的，是民生上义在确当的具体的实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