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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 Education
- jiào yù
- 广 义
- 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
- 狭 义
- 专门组织的学校教育
- 本质属性
- 有目的的培养人的社会活动
目录
教育的定义方式决定着教育的定义内容。从哲学认识论角度分析，教设恋陵育的定义方式可以分为实在论定义方式和现象学定义方式。教育的实在论定义方式把教育当作一个已经完成的实体或存在者，教育定义是对实体的“符合”或趋近；教育的现象学定义方式把教育当作一个正在发生的存在，教育定义是定义者参与其中而生发出的对教育的认识。[15]
实在论认识视角中的教育是给它下描述性定义，即把教育当作一个客观的实体，定义的内容就是对这个实体进行描述，并且总是力求与它相符。如果这个描述被认为准确，这个定义就成舟跨朽为关于教育翻嫌的真理性认识，或者说反映了教育的寒组习叠本质。[15]
关于教育的纲领性定义是指对教育的认识一般与某种假设的行动原则有关，它或明或暗地包括了“应当怎样”的成分，它试图告诉人们理想的教育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洒备。[15]
教育存在于教育之中，正如声音存在于发声之中。要真正认识教育，把握它的内涵，就必须身处教育之中，通叠颈捆过与教育各要素打交道来认识它，而不是从外面用审视的、打量的目光来看它。[15]
教育的本质与作用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人类来讲，教育的作用是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传承与发展;二是对一个国家来说，办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国民素质，为国家建设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增强国家竞争力;三是对受教育者个人而言，接受教育主要是为了追求人生幸福，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16]
教育是使人社会化、现代化而不断自我完善的基本手段。教育的功能是由内及外产生的，通过内化而对外有用，内是本质、外是功用。教育在推进物质文明方面的作用容易显现，而在推进精神文明方面却易于形重实轻。缺失内化于心的教育，有可能会造就现代野蛮人，无法真正推动人类文明进步。[29]
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缓慢的，社会文明的发展也是渐进的。教育现代化是一个具有目标指向的发展过程，主要目标包括教育强国、人的全面发展和先进文化促进。社会文明是国家的软实力，教育让一代代人推动社会的进步，教育发展需要与文明进步同向同行。[29]
教育具有成长和筛选双重作用。孩子长大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成长是回避不了的议题，正确的方向是健康成长；而教育资源是有限的，人是有差异的，因此又具有相应的筛选功能。实施义务教育的目的，就是让所有儿童都能够在符合育人规律的条件下成长，为未来满足基本的社会需求服务。[29]
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初形式。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文化科学知识落后，教育还处在萌芽状态。原始社会的教育既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也没有专门的教师和教材，教育方式主要靠年长一代的言传身教。原始社会的教育活动紧密围绕着社会生产劳动进行，没有与生产劳动分离，教育内容以传授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的技能以及从事渔猎、采集和原始手工业劳动的经验为主。[17]
由于私有财产的形成，出现了阶级分化，原始社会解体，人类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在文字出现后，专门从事教育的学校出现了，学校最早产生于东方的埃及、巴比伦、亚述、印度、希伯来、中国等文明古国。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的产生和发展，逐渐形成和发展了专门的学校教育，也出现了从事教育的教师。特别是到了春秋战国的“轴心时代”，教育进入了个性化时代。[17]
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农业社会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个别化的、分散式的农耕教育，逐渐不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工业文明。一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积极倡导新式教育，反对封建的落后教育。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需要大批有一定知识和技术的产业工人。[17]
时下，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信息传递方式,使得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变得更加广阔，教育已经突破了空间限制。第三次教育革命是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的，在校学习和在家自学、教师教和自学、教授式和网上学的混合式，小班化、在家化、个性化、协作化新的学习模式的出现，将使人类第二次教育革命带来的以班级授课制为核心的规模化教育发生革命性影响。[17]
2018年12月3日，第73届联合国大会第44次全体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会议通过决议，将每年1月24日定为国际教育日。[1]
任何教育活动都有具体的教育内容，教育内容是指对受教育者的信息影响及运用这种信息影响的活动方式和方法，即在教育活动中所传递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知识传授、思维方式、文化礼仪、品德习惯、技能技巧、等等。学校教育内容一般表现在教材中，没有教育内容也无从产生教育活动。[3]
教育物质资源包括教育场地、设备、教具、器材等，也包括教材。教育物质是现代教育必须具有的教育手段，是实现教育目的的工具。[3]
家庭教育通常认为是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其中首先是父母）对其子女实施的教育。即家长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和家庭生活实践，对子女施以一定教育影响的社会活动。而按照现代观念，包括：生活中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和子女等）之间相互的影响和教育。著名临床心理学家郝滨老师曾说过：“家庭教育是人生整个教育的基础和起点”。确实，家庭教育是对人的一生影响最深的一种教育，它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一个人人生目标的实现。家庭教育作为社会、家庭、学校三位一体教育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愈来愈受社会各界的重视。
幼儿教育,指的是对3—6岁年龄阶段的儿童所实施的教育。科学研究表明,良好的幼儿教育会给孩子未来(小学及以后阶段)更高级的身心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让孩子成人后较少依赖社会援助。而受到良好幼儿教育的孩子犯罪的可能性也较低。[11]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要突出实践特色。把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关键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遵从教育学的基本原理和青年学生身心成长的规律，探索并找到科学有效的实现途径和实践模式，努力在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集体生活实践中促进学生道德精神的发展。[8]
“国家鼓励、支持优秀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发掘、整理、保护、推广和创新，定期举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2022年6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对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和保护作出明确要求。民族传统体育是指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体育文化，反映出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作为中国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体育事业的重要基础，民族传统体育融入学校体育教育对学生身心发展和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27]
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工作规程[10]
（一）面向全体少年儿童，面向学校，面向少先队，实行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10]
（二）德、智、体诸方面的教育应相互渗透，有机结合；[10]
（三）遵循少年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符合少年儿童的特点，寓教育性、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于活动之中；[10]
（四）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重视和提高普及性教育活动的同时，对有特长的少年儿童加强培训和训练，使其健康发展。[10]
是教育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评价直接影响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影响学校的办学行为、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同时，评价还深刻影响全社会的教育观念，进而影响家庭的教育选择，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教育生态。[32]
苏联教育学深受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影响。[13]新中国成立后，以苏联凯洛夫《教育学》为主体的教育学体系成为国内主流。[14]各师范院校仿照苏联教育学编写了数十本教材，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教育学讲义》影响很大，这是模仿凯洛夫的尝试作品。[13]
从19世纪40年代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初步原理（比如《资本论》第1卷，第13章；《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部分；《哥达纲领批判》第4部分；《共产主义基本原理》）。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较系统的教育理论。十月革命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实践的需要，大大推动了这一理论的发展（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勃朗斯基、马卡连柯）。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基本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对此做出贡献的一些重要人物有倍倍尔、饶勒斯、蔡特金、李卜克内西、葛兰西、郎之万、瓦伦、塞夫。许多研究者当前正致力于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
该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以下几点：
（1）对所有儿童一律实行义务免费公共教育，以确保消灭文化或知识的垄断，消灭教育的种种特权。在最初的表述中，这只能是一种由各种公共机构所办的教育。当时所以这样提，是防止工人阶级恶劣的生活条件阻碍儿童的全面发展。后来，明确地提出了其他目标，比如必须削弱家庭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必须根据平等的条件来培养儿童，必须利用社会化的群体力量。无疑，最成功的革命教育实验，从马卡连柯学校到古巴的学校，都是按照社会的方案来进行的。
（2）教育与物质生产相结合（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把智育、体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这里所包括的目标，既不是进行较好的职业训练，也不是反复灌输职业道德，而是通过确保人人充分了解生产过程来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观念与实践之间的历史形成的差距。这一原则在理论上的正确性虽然为人们所广泛承认，但其实际运用却提出了许多问题（许多半途夭折的或只是部分获得成功的试验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在科学技术迅速变革的条件下，尤其如此。
（3）教育必须确保人的全面发展。随着科学与生产的重新结合，人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生产者。在这一基础之上，所有的人无论男女，其潜力都能得到施展。这样将出现一个能够满足普遍需求的世界，使个人在消费、娱乐、文化的创造和享受、社会生活的参与、人际交往以及自我实现（自身创造）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施展才能。这一目标的实现，特别需要改变社会分工，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迄今仅处于开创阶段。
（4）社会在教育过程中被赋予新的巨大作用。学校的内部集团关系的这种改变（从竞争转向合作和支持）意味着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更为开放，并以教与学的相互促进和积极配合的关系为前提。以上所概述的理论并没有终结。对上述原则的解释或依据上述原则所进行的实践，还存在许多进退两难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以及在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正在对下列问题进行辩论：人的个性问题；“本性与教养”的问题；学校和教育在流行的社会决定论范围内创新的可能性；以及教育的内容、方法、结构在促进社会变革中的相对重要性。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改造了美国的旧教育，建立了美国的新教育，他被称为“创立美国教育学的首要人物”，其影响遍及世界各国，功绩是巨大的。但由于杜威的教育理论过分强调以儿童为中心，轻视系统理论知识的传授，曾导致学校教育中知识质量的下降，其理论因此而受到批评。他本人成为20世纪美国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教育家。[18]
参考书目
作者
书籍信息
M.W.阿佩尔
《意识形态与学校的课程》，1979年英文版
奥·倍倍尔
《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1886年英文版
P.布尔丢和J.C.帕塞隆
《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1979年英文版
S.鲍尔斯和H.金蒂斯
《资本主义美国的教育》，1976年英文版
兹苏萨·弗吉
《形成中的社会》，1979年英文版，第4章
保罗·弗雷尔
《被压迫者的教育学》，1970年英文版
安东尼奥·葛兰西
《可供选择的教育学》，1973年意大利版
让·饶勒斯
《社会主义与教育》，1899年法文版
保尔·朗之万
《思想与行动》，1950年法文版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1913），1963年英文版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提纲的意见》（1920），1966年英文版
D.林登贝格
《共产国际与阶级学校》，1972年法文版
M.A.马纳科尔达
《马克思与现代教育学》，1966年意大利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30]
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21年4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30]
相关教育法律
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暂行工作条例
国务院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
幼儿园工作条例
河北省在职职工教育条例
教育行政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中小学图馆（室）规程
中小学校实验室工作的规定
普通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管理规定
示范性高级中学评估验收标准
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
中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IBE), founded in 1925 in Geneva, is a Category I Institute under UNESCO. IBE aims to provide intellectual leadership and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expects that everyone has access to relevant quality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2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TEC)于2017年11月落户于中国上海，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下的二类机构。TEC以互联网为依托，分享世界各国各地区教师教育领域的理念和实践，宣传上海乃至中国教师教育的经验、理论和特色，不断扩大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提升文化软实力。TEC的使命与目标是成为教师教育领域的服务提供者、标准制定者和研究与资源管理中心。[23]
The UNESCO Teacher Education Centre (TEC), settled in Shanghai, China in November 2017, is a Category II Centre under the auspices of UNESCO.Relying on the Internet, TEC not only shares the concepts and practices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but also promotes the experiences, theor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Shanghai and even China, which will help to continuously expand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enhance cultural soft power. [2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IS）是教科文组织一类机构，是教育、科学、文化和传播方面国际可比数据的官方可靠来源。作为官方统计机构，UIS通过与国家统计局、职能部委和其他统计组织合作，在教科文组织的行动领域制定了一系列广泛的指标。[24]
The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UIS) is the Category I Institute under UNESCO and is a trusted source of internationally-comparable data on education, scienc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24]
教育培训及相关产业是指国家学校教育制度系统和非学制系统有计划、有组织地为社会公众提供各种教育培训及相关产品（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集合，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教育门类，以及其他门类中教育培训相关的产业。本分类将教育培训及相关产业范围确定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培训服务、教育培训管理服务、教育培训相关服务、教育培训用品及相关产品流通服务、教育培训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教育培训机构设施建设等8个大类。[19]
2006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规定：“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这意味着将“4%”的目标的实现由2000年推迟到2010年。2010年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又把这一目标推至2012年。
从1993年到2012年，4%这个数字就像一根敏感的神经，牵动着一个改革中的国家的各个方面。2000年提出4%的目标时，曾有联合国教育官员说，中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如贫困的乌干达”。为了它，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被人当面指出“政府说话不算话”。
2021年，中央财政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安排1770亿元，增长4.3%；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安排198亿元，增长5.3%；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安排277亿元，增长7.7%；学生资助补助经费安排660亿元，增长16.3%。[5]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国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0767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3005258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487163489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49658828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国人口中，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全国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37750200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文盲人口减少16906373人，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下降1.41个百分点。
2022年5月，教育部召开第二场“教育这十年”“1+1”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效有关情况。据介绍，中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在学总人数超过443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至2021年的57.8%，提高了27.8个百分点，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4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8年，劳动力素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全民族素质得到稳步提高。[7]
2022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表示在教育方面继续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减负工作。[6]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五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3.5年提高到14年。[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