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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以学术性、技术性为主要属性。它做的是学问，着力于对自然规律的发现揭示、对实用技术的发明创新。但医学的学术和技术，绝不仅仅是狭义的生物学或生命科学。生命科学的内容的确是医学的主要基础和主干体系，但远不是全部。[5]
医学是“多学”，是“人学”。所谓“多学”，包括三大学问体系：一是自然科学（包括生命科学等），二是社会科学，三是人文学科。医学是将三者结合起来所构成的关于维护人、人群、人类的健康与生命的学术与技术体系。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终极利益的追求是医学的宗旨，因此，医学还是“人学”。[5]
中国的中医学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相传伏羲发明了针灸并尝试草药。在公元前3000多年，中国的轩辕黄帝写下了人类第一部医学著作——《祝由科》，后世人在这部医药著作的基础上不断增补删改，逐渐形成了后来的《黄帝内经》和《黄帝外经》，并由祝由科里将纯粹的医药分离了出来，形成了后来的中医学。而其中的《黄帝内经》则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一防病养生保健康的预防医学观点。[1]
殷周时期形成了“卦爻”，西周末年提出了“阴阳”、“五行”学说。夏商西周时期医巫并存，形成了最初医学雏形。春秋战国时，整个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一时期医巫逐渐分离，中医学由于其具有的显明的科学性、实用性和理性，数千年前便占据了学派林立的主导地位。[3]
在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专门法医——“令史”。秦律规定，死因不明的案件原则上都要进行尸体检验，司法官如果违法不进行检验，将受到处罚。秦代的《封诊式》对法医鉴定的方法、程序等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在人命案件中，鉴定检验的主要内容有尸体的位置、创伤的部位、数量、方向以及大小等。令史检验完成之后，必须提交书面报告，称为“爰书”，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鉴定和现场勘察报告。
秦代还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传染病医院——“疠迁所”，并制定了最早的治疗传染病的隔离制度。据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中记载：当时规定，凡经医生在给病人检查后发现有鼻梁塌陷、手上无汗毛、声音沙哑、刺激鼻腔不打喷嚏等症状者，一律送至疠迁所隔离治疗。这说明中国古代对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措施，很早就已经是得力有效的。
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和华佗。张仲景完善了中医的辨证理论，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临床医学大师，被尊称为医圣。他著有《伤寒论》《疗妇人方》、《黄素方》、《口齿论》、《平病方》等等医书，最终流传下来的医书被并被后人编纂为《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
张仲景采用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在《伤寒论》中归结为“八纲辨证”和“六经论治”，经由这两种方法辨证论治后，再采用“八法”（汗、吐、下、和、温、清、补、消）治疗疾病。“八纲辨证”是书中贯彻辨证论治的具体原则，所谓“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运用“四诊”（望、闻、问、切）分析和检查疾病的部位、性质而归纳出来，“六经论治”是整个脏腑经络学说在临床医学上的具体运用。
东汉末年，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华佗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麻醉术进行手术的人，他发明的麻沸散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醉药物，还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健身体操之一“五禽戏”。可惜华佗所著医书的《青囊书》最后被付之一炬。在汉代，大量的医药和历算等书籍传入西藏（《西藏王统记》记载）。在汉代还出现了专门性的妇科医院，西汉时的“乳舍”，是世界上最早的妇产医院。
南北朝时期（420年—589年）问世了世界上最早的两本儿科专著，即王末钞的《小儿用药本草》和徐叔响的《疗少小百病杂方》。南朝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医学院。到了公元6世纪，隋朝完善了这一医学教育机构，并命名为“太医署”，署内分医、药两部，太医令是最高官职，丞为之助理，下有主药、医师、药园师、医博士、助教、按摩博士、祝禁博士，在校师生最多时达580人之多。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医作为“古为今用”的医学实例得到中国共产党政策上的支持而得以发展。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
由于重视总结临床经验，并继承整理发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医著的理论，出现了众多名医名著。如晋代王叔和的《脉经》和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
此外，龙门石窟的药方洞，洞门两侧刻有药方150多种，所用药物多是植物、动物和矿物药。药方涉及内科、外科、小儿科、五官科等，所涉及药材在民间都能找到，很大程度上方便了老百姓。这些药方不仅可以治疗常见的疾病，而且还能治疗疑难杂症，如：疗噎方可以治疗食道癌。其中有95方在公元10世纪被一位日本学者收录在《医心方》中，足见它的价值和影响。药方洞的药方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对研究中国医药学起重要的作用。
从宋太祖赵医胤就开始纂修《开宝本草》，宋太宗又纂修《太平圣惠方》，两代皇朝，加上赵佶又主持编纂《圣济总录》，北宋历朝皇朝对医学的重视，是史无前例的。在朝廷的影响下，一些官僚大臣也对医学颇多关注，如刘禹锡、欧阳修、王安石、曾公亮、富弼、韩琦、夏竦等人也都参加了医书整理，医学学术上出现儒医学派，苏拭、沈括、陈尧叟还有许多个人的医方著述，到了北宋校正医书局刊印医书后，对于各科临床及伤寒学研究的专著更多，医学发展还表现在医学教育上，整体上促进了中医学术形成规模和更趋丰富。[3]
是中医学理论综合汇编、深化发展，临床各科辨证体系丰富、提高阶段。如明代楼英的《医学纲目》和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清代吴谦等编著的《医宗金鉴》和陈梦雷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等。王清任著《医林改错》，注重实证研究，纠正了古医籍中关于解剖知识的某些错误，肯定了“脑主思维”，发展了瘀血理论。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中医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吴有性著《温疫论》，叶天士著《温热病篇》，吴鞠通著《温病条辨》等，在药物学研究方面，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中国药物学研究的成就。
而西方医学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逐渐进入了中世纪的千年黑暗，科学变成了神学的奴婢，牧师取代医师。从13世纪开始，始渐复明，直到15世纪，冲破封建宗教藩篱，才得以迅速发展。维萨里开创现代解剖学，并创立解剖生理学；1731年意大利摩尔干尼创立了病理解剖学；1855年德国魏尔啸创建了细胞病理学；与此同时西方科学方法论对医学发展具有指导作用。
以实验为主的实证方法（观察实验和比较分析）、及对医学研究中的“经院哲学”的彻底决裂、依靠各门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培养了医学家们的科学意识，赋予了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使其摆脱了思辩推理的玄想而成就了生物医学模式下的实验科学。至此中医学在实证医学领域已无法于西医同日而语。
封建社会后期，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手工工厂出现，生产力的增长也促进对新市场的寻找。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7年达·伽马发现好望角，1519～1522年麦哲伦环绕世界一周。许多药物（如鸦片、樟脑、松香），由东方传入欧洲，美洲发现后，欧洲也有了金鸡纳、愈创木、可可果。
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首先在意大利形成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是敢于向教会思想挑战，反对宗教迷信的束缚。他们的口号是：“我是人，人的一切我应该了解”，以此来反对神学的统治。他们一方面传播新文化，一方面竭力钻研和模仿古代希腊的文化，因此此时期称为“文艺复兴”。1543年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是科学史上文艺复兴的开始。
中世纪的医学校中，主要讲阿维森纳的《医典》，以及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教师照本宣科，一切墨守成规，毫无生气。文艺复兴的狂潮，很快就波及医学领域。帕拉切尔苏斯指出人体的生命过程是化学过程。他在巴塞尔大学任教时主张用流行的德语写书和讲演，使医学易为大众所接受，这是一件伟大的改革。他重视实践，反对烦琐的经院哲学，反对中世纪顽固的传统和权威观念，他说：“没有科学和经验，谁也不能成为医生。我的著作不是引证古代权威的著作，而是靠最大的教师──经验写成的”。他勇敢地向墨守成规和盲目崇拜进行斗争，公开焚毁了盖伦和阿维森纳的著作。
②人体解剖学的建立。古代的人认为身体是灵魂寄居之处，在封建社会，各民族无例外地禁止解剖尸体。因此，人体解剖学得不到发展，这个时代的医书如盖伦所著的解剖学中，解剖图几乎全是根据动物内脏绘成的。反之，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把人作为注意的中心，在医学领域内人们首先重视的就是研究人体的构造。
首先革新解剖学的是意大利的达·芬奇，他认为作为现实主义的画家，有明了解剖的必要，尤其需要了解骨骼与肌肉，于是从事人体解剖。不过，他所绘制的700多幅解剖图，传至今日还有150余幅。画得大都准确、优美。他首先对加伦的解剖学发生疑问。他曾往气管吹入空气，但无论如何用力，也不见心脏膨胀起来，于是得出结论：盖伦所谓肺与心相通的学说是错误的。他还检查过心脏的构造与形态，他所画的心脏图较以往有关图画正确得多。此外，他还发现了主动脉根部瓣膜的活动及其性质，证明瓣膜的作用在于阻止血液回流。他所提到的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不久就引起了医学家们的注意。
根据直接的观察来写作人体解剖学教科书这一工作由A.维萨里完成。维萨里先肄业于卢万大学，后转入巴黎大学。当时，这两所大学讲解剖时，仍是教授高坐椅上讲课，助手和匠人在台下操作，而且一年内最多只允许进行3或4次解剖。维萨里不满足这种状况，曾夜间到野外去盗窃尸体来进行解剖。当时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有欧洲最好的解剖教室。于是他到那里任教。1543年，他将工作中积累起来的材料整理成书，公开发表。这本书就是《人体构造论》。此书指出盖伦的错误达200多处，如5叶肝、两块下颌骨等。并指出盖伦解剖学的依据是动物如猴等。维萨里虽然也受到当时保守派的指责，但他的学生们发展了解剖学。
16世纪，尼德兰发生革命，产生了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荷兰。17世纪，英国推翻了专制王权，建立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工商业支持科学技术，提倡宽容，这些都有进步作用。哲学上培根提出经验主义，提倡观察实验，主张一切知识来自经验，并提倡归纳法；他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激励了后人的探索热情。笛卡尔是唯理论的代表，他重视人的思维能力，同时，又把机械论观点运用于对生理问题的研究，对后世的生命科学影响很大。这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科学社团，它促进了交流，推动了科学进步。在17世纪，英国科学处于领先地位。
生理学的进步。17世纪，量度观念已很普及。最先在医界使用量度手段的是圣托里奥（1561～1636）。他制作了体温计和脉搏计。还制造了一个像小屋似的大秤，可在其中生活、睡眠、运动、进食；在排泄前后，他都秤量自己的体重，如此不厌其烦地进行了30余年。他发现体重在不排泄时也在减轻，认为其原因是“不易觉察的出汗”。这可以说是最早的新陈代谢研究。
W.S.哈维（1578～1657）也毕业于帕多瓦大学，在他以前，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家们曾相继发现并解释了心脏血循的环节。1553年，西班牙学者M.塞尔维特（1511～1553）确认血液自右心室流入左心室，不是经过中隔上的孔，而是经过肺脏作“漫长而奇妙的迂回”。
哈维最先在科学研究中，应用活体解剖的实验方法，直接观察动物机体的活动。同时，他还精密地算出自左心室流入总动脉，和自右心室流入肺动脉的血量。他分析认为血液绝不可能来自饮食，也不可能留在身体组织内，他断定自左心室喷入动脉的血，必然是自静脉回归右心室的血。这样就发现了血液循环。哈维于1628年发表了著作《心脏运动论》。但是活体解剖已发展的极为残忍，虐待动物，活体解剖过度应用，必须改革。
显微镜的应用。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就是17世纪初出现的。显微镜把人们带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在这以后，科学家利用显微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
临床医学和T.西德纳姆（1624～1689）。内科学直到17世纪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医术与中世纪相仿，四体液论依然是疾病理论的基础。由于当时医生多研究解部学和生理学，似乎忘记了医生的责任，所以17世纪的临床医学家T.西德纳姆指出：“与医生最有直接关系的既非解剖学之实习，也非生理学之实验。乃是被疾病所苦之患者。故医生的任务首先要正确探明痛苦之本质，也就是应多观察同样病患者的情况，然后再研究解剖、生理等知识，以导出疾病之解释和疗法”。同时，他非常拥护希波克拉底关于“自然治愈力”的思想。这既说明了当时临床学还很落后，也表明他对人体抗病能力的重视。
在18世纪欧洲各国已进入了资本主义确立时期。18世纪，美国独立，法国发生革命，资产阶级在西欧多数国家取得政权，并且向外扩张势力，发展世界贸易。在商品需要的刺激下，首先在英国的棉纺织业发生了技术大革新，织布机和纺织机都发明了，1784年J.瓦特制成改良蒸汽机，它不但应用于纺织工业，也应用于各种工矿业。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这便是所谓产业革命。手工工人变成机器工人，工业无产阶级首先在英国形成。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力也就大为发展。
①病理解剖学的建立。到18世纪，医学家已经解剖了无数尸体，对人体的正常构造已有了清晰的认识，在这基础上，他们就有可能认识到若干异常的构造。意大利病理解剖学家G.B.莫尔加尼（1682～1771）于1761年发表《论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一书，描述了疾病影响下器官的变化，并且据此对疾病原因作了科学的推测。他把疾病看作是局部损伤，而且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有它在某个器官内的相应病变部位。在他以后医师才开始用“病灶”解释症状。这种思想对以后的整个医学领域影响甚大。
②叩诊的发明。18世纪后半期，奥地利医生J.L.奥恩布鲁格（1722～1809）发明了叩诊。他的父亲是酒店老板，常用手指敲击大酒桶根据声音猜测桶里的酒量。后来，奥恩布鲁格把这个方法用在人的胸腔，以寻找“病灶”。经过大量经验观察，包括尸体解剖追踪，他创立应用至今的叩诊法。但叩诊法的推广应用，还是19世纪的事。
③临床教学的开始。在17世纪以前，欧洲并无有组织的临床教育，学生到医校学习，只要读书，经过考试及格就可领到毕业证书。17世纪中叶荷兰的莱顿大学开始实行临床教学并取消宗教派别的限制，吸收了不少外国学生。到18世纪，临床医学教学兴盛起来，莱顿大学在医院中设立了教学病床，H.布尔哈维（1668～1738）成了当时世界有名的临床医学家。布尔哈维充分利用病床教学，他在进行病理解剖之前，尽量给学生提供临床的症候以及这些与病理变化关系的资料，这是以后临床病理讨论会（C.P.C.）的先驱。
④预防医学的成就。E.詹纳（1749～1823）发明牛痘接种法，这是18世纪预防医学的一件大事。16世纪，中国已用人痘接种来预防天花。18世纪初，这种方法经土耳其传到英国，詹纳在实践中发现牛痘接种比人痘接种更安全。他的这个改进增加了接种的安全性，为人类最终消灭天花作出贡献。18世纪末，工业革命兴起。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资本家只管赚钱，不关心工人生活。工人住在肮脏、潮湿的贫民窟，劳累一天而不得温饱，因而疾病很多。这类问题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加上启蒙运动中传播的博爱思想对一些人产生影响，于是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方面的问题逐渐被提出来。德国人J.P.弗兰克（1745～1821）写成《医务监督的完整体系》，其中就谈到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的很多问题。同时，还有人呼吁改善监狱卫生、解放精神病人（不能以残酷的方式如戴脚镣、手铐之类对待精神病人）。这类活动主要是个人活动，直到19世纪，政府才逐渐重视这些问题。
19世纪各主要欧洲国家继英、法之后，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在19世纪完成了18世纪中叶开始的产业革命，之后，法、德、俄、美等国也相继完成产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进行，摧毁了封建势力，促进了社会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使生产力大大提高。这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②细菌学的建立。19世纪中叶，由于发酵工业的需要，由于物理学、化学的进步和显微镜的改进，细菌学诞生了。法国人L.巴斯德（1822～1895）开始研究发酵的作用，后研究微生物，证明发酵及传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国人R.科赫（1843～1910）发现霍乱弧菌、结核杆菌及炭疽杆菌等，并改进了培养细菌的方法和细菌染色方法，还提出科赫三定律。他们的工作奠定了微生物学的基础。19世纪后30年，是细菌学时代，大多数主要致病菌在此时期内先后发现。
巴斯德还研究了鸡的霍乱、牛羊炭疽病及狂犬病等，并用减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进行疫苗的研究，从而创立了经典免疫学。以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国人И.И.梅契尼科夫（1845～1916）系统阐述了吞噬现象及某些传染病的免疫现象；1880年发表微生物间的对抗和它们的变异的论述；20世纪初，又发现乳酸菌与病原菌在人肠中相互拮抗，并用乳酸菌制剂来治疗某些肠病。他对早期免疫学作出很大贡献。
至19世纪中叶，尿素、氯仿等已合成。1859年水杨酸盐类解热镇痛药合成成功，到19世纪末精制成阿斯匹林。其后各种药物的合成精制不断得到发展。以后，人们开始研究药物的性能和作用。以临床医学和生理学为基础，以动物实验为手段，产生了实验药理学。
法国的F.马让迪（1783～1855），德国人J.P.弥勒（1801～1858）和法国人克洛德·贝尔纳（1813～1878）先后用动物实验对神经和消化等系统进行了大量生理研究。他们的工作奠定了现代生理学研究的科学基础。
⑤诊断学的进步。由于病理解剖学和细胞病理学的影响，当时的临床医学中特别注意对内脏器官病理变化的研究和诊断，想尽各种方法寻找“病灶”，使诊断方法不断充实，诊断手段和辅助诊断工具不断增多。到19世纪末检查工作又或多或少地从直接观察病人转变为研究化验室的检验结果。
18世纪中叶，奥恩布鲁格就已发明并改进了叩诊法，然而叩诊法受到当时的守旧医生的轻视和嘲笑，未得到应用。直到19世纪初，法国医生J.N.科尔维萨（1755～1821）经20年研究后对叩诊加以推广，才促进了叩诊法在临床上的应用。
发明听诊的是R.T.H.拉埃内克（1781～1826），他是法国病理学家、临床家。他从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得到对于心肺可以听诊的启示。起先他用耳直接听诊，后来制成听诊器，先用纸制，后用木制。他检查了许多病人，研究了用听诊器发现的各种最微小的现象。进行了许多尸体解剖，把解剖结果与临床现象相对照，从而改进了听诊法。1819年，他发表论文《间接听诊法》，并根据这种新的检查方法诊断肺和心脏的疾病。
许多临床诊断辅助手段如血压测量、体温测量、体腔镜检查都是在19世纪开始应用的。利用新的照明装置和光学器具，一系列光学器械相继发明和使用。较早的有德国人H.赫尔姆霍茨（1821～1894）的检眼镜，继之喉镜、膀胱镜、食管镜、胃镜、支气管镜等先后发明，这丰富了临床内科诊断手段，并使其后体腔内进行治疗成为可能。
由于化学的发展，临床医学利用化学分析检验方法以检查血液的内容物，大大改进了诊断法。显微镜学的不断进步，促使形态诊断学在临床逐步取得重要地位，它研究机体体液和固体部分的组织结构和有形成分，并研究正常和异常排泄物的结构成分。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成就，医生的诊断方法更为丰富。
⑥外科学的进步。19世纪之前，外科非常落后。疼痛、感染、出血等主要基本问题未得解决，这限制了手术的数量和范围。19世纪中叶，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无菌法的应用，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外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1世纪是生物医学的世纪。生物医学与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学科，与材料、信息、工程等应用学科之间的交叉日趋紧密。电子显微镜和冷冻电镜、新的组学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医学研究的手段有了质的飞跃。[6]
“10P”医学理念应是未来医疗卫生行业的发展前景：包括“预防（Prevention）、参与（Participation）、个体化（Personalization）、以人为本的医学（People-centered Medicine）”等。
在WHO的牵头组织和技术指导下，经过长期努力，最终在中国联合相关国家的通力合作下，在ICD-11中建立了以中医药为基础，兼顾日韩传统医学内容的病证分类体系，推动了传统医学150条疾病和196条证候(不含特指和非特指病证)条目纳入ICD-11传统医学章节。[7]
医学发展伴随科技的进步与创新，从最初的依靠经验和实验的传统医学，到对数字影像、大数据、手术机器人等新技术全面应用的现代医学。医疗科技创新不仅要具备医学思维，同时还要具备工程思维等学科思维。不同的学科相互碰撞，在交叉创新的逻辑中诞生新的医疗技术。[6]
是良医，科学运动是良药，这是世界运动医学界的广泛共识。“体医结合”是落实健康中国行动的重要途径，对改善和促进群众健康起到积极的作用。“通过科学运动，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心肺功能，增强肌肉韧带力量，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增强骨骼质量，形体健康美观，同时还可以使人身心愉悦，锻炼抗压力能力，从而使人身心共同健康。[8]
2.促进和保护人类健康是医生的职责。医生的知识和道德正是为了履行这一职责。[10]
3.世界医学大会的日内瓦宣言用 “病人的健康必须是我们首先考虑的事 ”这样的语言对医生加以约束。医学伦理的国际准则宣告： “只有在符合病人的利益时，医生才可提供可能对病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不利影响的医疗措施 ”。[10]
一切为了人民生命健康，关注群体、关怀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卫生工作的宗旨，是中国医学界的宗旨，也是学医者必须秉承的观念和行动。除群医学的兴起外，国际学界正在将过去的国际卫生学科逐步发展为全球健康学科，国际卫生注重对中低收入国家健康问题的关注和援助，多通过双边合作实现目标，而全球健康侧重于关注所有可能跨国界的健康问题及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素，而解决这些问题往往需要全球合作。[5]
历史上，中、日、朝、越形成了“儒文化圈”，中医药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传播时传到了越南，并与越南的传统医学相结合，形成了东医。事实上，越南的古典医学创立于14世纪后，那时出现了以越南文字著述的医术，当时所确立的医疗教育与实践一直延续至今。[12]
泰国传统医学包括六大方面：药物的使用为煎剂、丸剂、蒸汽浴及药物推拿，人工疗法，传统的骨损伤治疗，采用佛教形式进行精神健康保健，传统的保健方法和自然疗法。在泰国卫生部每年约30亿泰铢(约1.2亿美元)的预算中，用于发展传统医学的经费是1.3亿泰铢，占总预算的4.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