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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宁次（岡村寧次、おかむらやすじ[9]、Okamura Yasuji）[9]（1884年5月15日—1966年9月2日），男，侵华日军战犯，百团大战后调任华北方面最高司令长官，指挥日军对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并对华北地区的平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三光政策），抗日战争末期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冈村宁次先后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大学。曾参加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3年陆军大学毕业后在参谋本部任职。1917年在驻华武官处工作。1919年回国后，长期供职于陆军参谋本部，研究中国情报。1925～1927年任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参与中国内战。1945年日本投降后，率侵华日军向中华民国政府投降，于9月9日在南京签署投降书。冈村宁次在当时延安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被列为首要战争罪犯，本应加以严惩，但因受到国民政府的庇护，未受法律制裁。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曾被聘为蒋介石的军事顾问， 参与策划对解放区的进犯。1949年1月，被国民政府宣判“ 无罪”，同年4月返回日本。1950年被聘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1957年任日本乡友会联盟会长。1966年9月2日死于日本。[6-7]
- 出生日期
- 1884年5月15日
- 本 名
- 冈村宁次
- 外文名
-
Okamura Yasuji[9]
岡村寧次おかむらやすじ - 国 籍
- 日本
目录
1884年5月15日，冈村宁次出生在日本东京四名坂町街区的一个没落武士家庭。由于日本孕妇在胎儿隆起后有束腰的习惯，加之不足月份，所以他出生时很瘦弱。他的父母冈村宁永夫妇此前生过一个儿子，却夭折了，他们担心这个孩子仍然活不下来。在给这个孩子起名时，宁永取自己名字里的“宁”字，再加一个表示顺序的“次”字，就是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4岁开始，宁永夫妇就教他认一些简单的汉字，并规定他每日作息时间和识字进度。
1890年3月，冈村宁次入坂町小学，开始8年的小学时代。
1898年9月，冈村宁次身穿草绿色军装参加了入学典礼。
1904年，冈村宁次从陆士毕业。同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被分配到麻布步兵第一联队担任补充部队小队副的冈村宁次，于翌年4月将冈村宁次从补充部队转到步兵第四十九联队，作为新编第十三师团的一个小队长参加库页岛战役。
1915年2月，日军参谋本部为编纂日德战争作战史，派冈村宁次等人赴青岛搜集资料，冈村宁次赴青岛不久，被时任黎元洪大总统顾问的日本陆军中将青木宣纯调至北京做助手，主要负责对外联络、文牍书案之类的工作。这样，冈村宁次在北京青木顾问处一干就是4年多。
1919年7月，冈村宁次终于返回日本。他的新职务是陆军军事调查部新闻班的少佐班员，主要从事沟通军队与国民之间的“感情”和处理军方对国内民众的宣传事务。在新的职位上，冈村宁次不遗余力地为争取日本陆军的所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摇旗呐喊。
1921年10月底，日本政府内阁的原敬首相被刺前一周，德国莱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贵族城堡区，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地举行了一个秘密聚会。3个军衔皆为少佐的日本驻外武官聚集在一起，纵论时政，目的与7天后刺杀原敬的中冈艮一类似：结束国内的腐败。这3人分别是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国内腐败在他们眼中首先是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又首先表现在陆军的人事腐败。日本历来藩阀门第气息极重。明治维新后海军由萨摩藩把持，陆军则由长州藩把持。山县有朋、桂太郎、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人物，无一不是出自长州，非长州籍人士休想晋升到陆军高位。[1]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9级的大地震。9月3日，日本政府为抗震救灾和维持秩序，遂成立关东戒严司令部。刚晋升为中佐的冈村宁次被临调该司令部宣传情报部，负责戒严期间的新闻检查。冈村宁次并不满足于宣传工作。经过频频活动后，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参谋本部上海驻华武官的调令。
冈村宁次在谍报武官任上，干得“风风火火”，颇有“实绩”，在上海纺织工人罢工，日本厂家枪杀顾正红事件发生后，他巧妙的利用英帝国主义分子打头阵，制造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使中国民众的反帝矛头一下子集中于英国。结果，1925年度日本对华出口总额，非但没有受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而跌落，反而较上一年增长了12%。 冈村宁次在瓦解和破坏五卅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出色”的情报、谋略及交涉协调能力，给参谋本部和外务省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深得他们的赏识。所以，后来遇到像谈判塘沽协定。上海事变停战协定之类的军事外交问题，陆军本部总是指定他来主持。在江浙战争爆发时，他把军事间谍派到双方的军中去当顾问，自己成了战争的总导演，想打就打，想停就停，以此检验双方军队的作战实力。后来只是在福建的孙传芳部突然出兵，奇袭卢永祥才打乱了他的计划。他便去当孙传芳的顾问，看着这只小小的军队迅速膨胀成为五省联军，又被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击败，在一片混乱中，他偷盗了孙传芳的军用地图躲进了日本长江舰队，又被奖励了一大笔资金。他回国不久，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的二次北伐，日本陆军悍然出兵济南，到1927年8月15日，冈村宁次终于接到了大佐联队长的任命，但这次虎头蛇尾的出兵济南除了证明日本军队的残暴外没有任何作用，国际上的一片反对声使他还没有踏上大陆就准备打道回家了。
1932年，为了转移九一八事变后国际社会对东北的关注，他派遣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出兵中国上海。熟悉上海情况的冈村宁次于2月26日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3月6日晨，姗姗来迟的冈村宁次抵达上海，但淞沪战事已基本结束了。4月1日，他转任为临时军事调查委员长，同时晋升为陆军少将，时年48岁，他任军事调查委员长的主要职责就是粉饰日军侵略上海的行动。5月5日，中日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停战协定。尽管日军取得了在上海的种种特权，但冈村宁次还是对协定的内容并不完全满意，认为对中国“让步”太多。
在此期间，时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从日本征调妇女，组成第一个陆军“慰安妇”团，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随后，上海地区开始陆续出现日军“慰安所”。最早被指定为海军慰安所的上海“大一沙龙”从1932年1月起，一直延续到1945年战争结束。[10]
1932年8月19日，冈村宁次有了新的“用武之地”，他奉命转赴东北，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来关东军就任后，面临所谓的“匪患猖獗”的困难局面。他口里的“土匪”，其实是中国东北各地的抗日军民。因而冈村宁次将“治安”问题列为首要任务。为此，冈村宁次先给军部打报告，要求增派援军，然后通过“满洲国”政权加强所谓“法制”建设和地方武装建设，收买土匪、招募伪军，建立所谓“谋略部队”为日军作炮灰。
1932年9月，日伪统治者发布了由冈村宁次等人参与炮制的《治安警察法》，随后又颁行《暂行惩治叛徒法》和《暂行惩治盗匪法》，把抗日义勇军污蔑为“叛徒”、“盗匪”，可以格杀勿论。随着增援部队的到来，在实权人物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关东军50000人马以“步步为营，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分地域逐次展开，向义勇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1933年5月30日，冈村宁次作为日本关东军代表与何应钦派去的代表熊斌在塘沽举行正式停战谈判。这次谈判实际是日本帝国主义将事先拟好的侵略条件强加于中国、强迫中国接受的一个仪式而已。最后，冈村宁次终于拿到了令他满意的《塘沽停战协定》。冈村宁次代表日本所签订的这个协定，其实质在于强迫中国方面承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这等于认可华北平津地区是第二个“满洲国”。同时非武装区的确定，为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打开了通路。
1935年，冈村宁次转任陆军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成为了日军大本营决策侵略战争的核心人物之一。翌年3月晋升中将，转任第2师团师团长。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2月13日，侵华日军发起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冈村宁次在日记中记述南京大屠杀的恶劣影响（1938年7月13日的感想中写道：“到达中支那战场后，在听取了先遣官宫崎参谋、中支那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的报告才知道，派遣军前线部队一直以给养困难为借口，大批处死俘虏，已成恶习。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多达四五万之多，对市民进行掠夺、强奸的也大有其人。”这是在日军官兵日记中记录南京大屠杀人数最多的表述）。[8]
1938年6月，他任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指挥所部进攻武汉；嗣后又指挥进攻南昌、长沙、宜昌、枣阳等战。他指挥作战，惯于调集精锐的机动兵力，运用袭击、包围等战术机动作战。
1939年夏季， 冈村宁次完成了他的研究成果，制定了对中国第五、第九两战区施以政、战谋略的方案和指导大纲。其核心思想是：以政治、军事和派遣特务等各种手段，策反杂牌军，孤立以黄埔军校少壮系为主的中央军，然后歼灭中央军。其计划要领是： 一、对第五战区的敌军（指中国军队），置重点于策动广西、四川军队反叛，借此使全战区走向崩溃；其次对该战区的中央军及其旁系军加以影响，也要不失良机进行工作。 二、对第九战区之敌（指中国军队），可对四川军及游击旁系军施以怀柔工作，对其他军队（直系军以外）进行积极的谋略宣传，引导其丧失战争意志和走向投降、逃亡…… 三、任务分担：第6师团对杨森军策反工作；第33师团对王陵基军策反工作；军特务部担任对五战区的四川军的策反谋略工作，为此应接受有关师团长的援助。在大力开展策反工作的同时，冈村宁次又制定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将第九战区的中央军列为武汉日军的打击重点。大纲的中心意图是：以奇袭手段，尽量在短期内歼灭中央军。
接着在5月和9月他又发动了对中国第五战区的襄东进击战（随枣会战）和对第九战区的湘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 襄东进击战他3个师团一个骑兵旅团面对李宗仁20个军30万人，湘赣会战他4个师团对薛岳52个师。共同的特点是，在宽大的正面上长途奔袭，穷追猛打，以消灭对方骨干兵团为目标（在江北是汤恩伯军团，在江南是关麟征集团），不以占领地域为目标，速进速退。均因作战兵力不足和作战地域限制而没能完成任务。这表明日本军队已经陷入了他们最害怕的持久战中。
1940年3月他回国任军事参议官，翌年4月晋升为大将。7月，他被派任华北方军司令官[2]，在华北地区连续发动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他将华北各地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分别实行“清乡”、“蚕食”、“扫荡”政策；尤其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驻屯清剿”的“大扫荡”，实施极其残暴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纵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1944年6月，他被调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所部投入“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先后攻占桂林、柳州、南宁，打通了粤汉、湘桂铁路线，直达中越边境，以挽救孤立于南亚的日本侵略军。是年11月22日，冈村宁次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统率二十六个师团和二十二个旅团约七十六万日本侵略军。
由于冈村宁次在侵华战争中，为所谓的“大日本帝国”立下赫赫战功，1944年11月，日本政府升任他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此时的冈村宁次看到战争不利，曾想引兵直入重庆，引诱盟军大规模增兵中国，以解日本本土之危，但下属都信心不足，对他的芷江作战计划和老河口攻略计划阳奉阴违，出工不出力，他也只好尊从大本营的命令把派遣军主力部署到沿海一带防止美军登陆。
1945年8月15日10时10分，冈村宁次接到了东京发来的关于“天皇陛下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陆军第68号密电。他心中顿时明白了，战败投降已成定局，除谨遵诏命外别无他策。11时过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两千余名日军官兵，按平时遥拜天皇的队形，在南京市鼓楼广场东面集合，聆听天皇亲自播讲的投降诏书。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对华投降书上签字，并向中方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3]
1945年9月12日至1948年3月底，冈村宁次先后以“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和“联络班长”等名义，被中国政府软禁在南京，除协助遣返日军、日侨外，还充当国民党军事当局的秘密军事顾问。
1949年1月26日，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法庭在上海宣布其“无罪”。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因冈村宁次被宣判无罪释放一事陡起风波。1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向南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谴责对冈村宁次的判决，要求重新逮捕他。此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和谈，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却将命令扣压不发。当天，汤恩伯当晚即派副官来到冈村宁次在上海临时借住的寓所内，通知他于次日晨6时30分之前到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其他在押的日本人同乘美国轮船回国。
1949年1月30日上午10时，冈村宁次搭乘“维克斯”号美轮驶离上海黄浦港，回到日本。[4]
1950年前后，一批战前日本军队的官兵酝酿成立了“战友会”，冈村宁次被邀请挂名为该会的副会长。在战友会的资助下，冈村宁次到各地巡回演讲，千方百计地扩大右翼势力，以抵消日共等左翼政党组织在战后迅速扩大的影响。
战后初期，蒋介石为了重振旗鼓，培养所谓的“中坚干部”，在台北市郊阳明山成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并亲自兼任院长。该院不仅培训党政干部，还设有军官训练团培训各级军事干部，冈村宁次等一些原日军将佐被聘请为高级军事教官，他本人还有该院的“顾问”头衔。
1962年4月，他此时唯一的儿子忠正暴死，终年仅49岁。忠正的生母星野理枝死后，便跟着祖母阿定生活，由于祖母的溺爱和仗着有一个步步高升的父亲，他一直不思上进。从冈村宁次日记里的零散记载中可以看出，冈村宁次并不喜欢他。但是，他的晚年毕竟需要有儿子来照顾。忠正之死，对冈村宁次的打击很大，这一年冈村宁次已经78岁。
1966年9月，他的心脏突然发病猝死，终年82岁。[4-5]
妻子：
理枝，冈村宁次从事谍报工作期间，在东京病逝。
大儿子：
忠正，在冈村宁次晚年时期里暴死。
小儿子：
父亲：
冈村宁永，祖上是武士，后来家道中落。
母亲：
阿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