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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梦华录
- 孟元老
- 南宋
- 散记文
- 约 30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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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所记述的，从都城的范围到皇宫建筑，从官署的处所到城内的街坊，从饮食起居到岁时节令，从歌舞曲艺到婚丧习俗，几乎无所不包，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的民风时尚，同时也能感受到宋代发达的经济和繁荣的城市生活。[1]
前言 |
梦华录序 |
卷第一 |
卷第二 |
卷第三 |
卷第四 |
卷第五 |
卷第六 |
卷第七 |
卷第八 |
卷第九 |
卷第十 |
附录 |
跋 |
后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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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长驱中原、直捣汴京，掳掠徽、钦二帝及太妃、太子、宗室三千人，辇毂繁华、壮丽辉煌的宋都顷刻间烟消灰灭，宗庙毁废，北宋灭亡。大批臣民逃命南方，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们的心幕上时时闪动着汴梁的富华景象，依依不尽地频频回首那餍足人心的生活。孟元老怀着对往昔的无限眷念和对现实的无限伤感，撰《东京梦华录》，书首冠以序文。[3]
《东京梦华录》大致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京城的外城、内城及河道桥梁、皇宫内外官署衙门的分布及位置、城内的街巷坊市、店铺酒楼，朝廷朝会、郊祭大典，当时东京的汉族民风习俗、时令节日，饮食起居、歌舞百戏等等，几乎无所不包。
孟元老的自序追述了当年的繁胜：“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秀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琦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第一卷中大宋都城描述，据说可以边读边用笔画，读完后整个京城平面图也就画下来了。开封有宫、里、外三道城墙，把这个城市化为若干区域。宫城即皇城，宫城周长五里，南面三门，东、西、北三面各仅一门，东西门之间有一横街，街南为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街北为皇帝居住生活区。由于宫城原来规模较小，宋徽宗时在宫城外北部营建延福新宫，实为宫城的延伸和扩大。里城，又名旧城，即唐代汴州旧城，周长二十里，除东面两门外，其余三面各三门。外城，改筑后周长五十里，城高四丈，城楼建筑宏伟壮丽。城外有护城濠，名叫护龙河，比汴河宽三倍。外城南面三门，东面两门，北面四门，西面三门，另有水门多座。
北宋汴京商业手工业中，有各种不同的行业，见于《东京梦华录》卷二、卷三、卷四的就有：姜行、纱行、牛行、马行、果子行、鱼行、米行、肉行、南猪行、北猪行、大货行、小货行、布行、邸店、堆垛场、酒楼、食店、茶坊、酒店、客店、瓠羹店、馒头店、面店、煎饼店、瓦子、妓院、杂物铺、药铺、金银铺、彩帛铺、染店、珠子铺、香药铺、靴店等三十多“行”。但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三十多种。孟元老所提到的这些行业不免挂一漏万，并不全面。
《东京梦华录》一书共提到的一百多家店铺中，酒楼和各种饮食店就占有半数以上。城中有“白矾楼”（后改为“丰乐楼”）、“潘家楼”、“欣乐楼”（即“任店”）、“遇仙正店”、“中山正店”、“高阳正店”、“清风楼”、“长庆楼”、“八仙楼”、“班楼”、“张八家园宅正店”、“王家正店”、“李七家正店”、“仁和正店”、“会仙楼正店”等大型高级酒楼“七十二户”。其中如著名的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东京梦华录》卷二“饮食果子”条不完全的统计，就有：乳炊羊、羊闹厅、羊角腰子、鹅鸭排蒸荔枝腰子、还元腰子、烧臆子，莲花鸭签、酒炙肚胘，入炉羊头签、鸡签、盘兔、炒兔、葱泼兔、假野狐、金丝肚羹、石肚羹、假炙獐、煎鹌子、生炒肺、炒蛤蜊、炒蟹之类不下五、六十种之多。
他记皇城东南界身巷的金银采帛交易说，“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他记东京诸酒店说，“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阁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他记清明出游说，“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相互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他记暮春都市生活的甜美如梦说，“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
据《东京梦华录》载，为满足市民夜生活的延长，商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商业利益，原先坊市制下长期实行的“夜禁”也自然而然宣布取消，开封城里出现了“夜市”、“早市”和“鬼市”。各种店铺的夜市直至三更方尽，五更又重新开张；如果热闹去处，更是通宵不绝；而有的茶房每天五更点灯开张，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
作者还用大量的笔墨，记录了当时东京民间和宫廷的“百艺”，并辟《京瓦伎艺》一目，详述了勾栏诸棚的盛况，及各艺人的专长。该书对宫廷教坊、军籍、男女乐工、骑手、球队也作了描绘，特别是春日宫廷女子马球队在宝津楼下的献艺，还有火药应用于“神鬼”、“哑杂剧”中增加效果等，给中国“百艺”史上留下了可贵的记录。书中关于诸宫调的渊源，诸艺的名称，讲史、小说的分类等，也受到研究中国戏曲、小说和杂技史的学者的重视。
卷八记载：端午节物，百索、艾花、银样鼓儿，花花巧画扇，香糖果子、粽小，白团。紫苏、菖蒲、木瓜、并皆茸切，以香药相和，用梅红匣子盛裹。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与五色水团、茶酒供养。又钉艾人于门上，士庶递相宴赏。[3]
在《东京梦华录》中，公共生活空间展现了东京人之间普遍的道德自觉，也体现了东京市民公共道德精神的伦理内核。
第一，人本主义精神。中国的人本主义理念，早在古代文明中已酝酿，成为民族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在《东京梦华录》中，许多人性的东西展露无遗，包括物质性和精神性两个方面。
在物质生活上，人们追求高质量的物质生活。精致器皿盛放食物，食物搭配讲究自然色彩，店铺装饰人文化，饮食成为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北宋盛行点茶汤，茶汤具有消食和养生益寿作用。庄子高度重视生命的价值，以人为本是其思想的核心。其“重生”、“养生”、“保身”等思想呈现出鲜明、突出的人本精神。[7]在重视生命质量的基础上，开始寻求精神享受。
文化的刺激带动了勾栏瓦肆的发展，各色艺人大显身手。婉转的小曲、通俗易懂的说书、令人捧腹的叫果子等丰富了市民生活，尤其是对精神文化层次的丰富。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内涵，不仅以人的发展为本，更是以人的价值为本，这是对人本性的探索。宋神宗认为“三教一旨”维护了现存社会秩序的稳定。[8]北宋国寺“大相国寺”，不但发挥着精神纽带的作用，而且成为了一个购物、娱乐的综合性集市，成为东京人集市娱乐的首选。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庙会中，这种以“人本”替代“神本”，以“人性的本质需求”替代“神性的本质需求”的特点有着充分的体现。[9]对于宗教的超越无限生命，超越现世而言，市民轻神本，轻超越，关注现世生活和世俗享受。
第二，坚守“礼”的精神。《说文解字》解释：“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可知礼与尊神敬神相联系，只是随着宗法思想的系统化而逐渐成为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礼制，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的统一体现。
作为典章制度的礼，它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它体现的是“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思想。在《东京梦华录》“风俗”中，香铺裹香人，顶帽披背；卖药卖卦皆具冠带；甚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东京的酒店也被分为“正店”和“脚店”，甚至食店中的店小二偶因出错，店主或斥责、打骂，甚至驱逐，可见底层人物的卑微低贱，对人尊严的漠视。《荀子·礼论》中，“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以礼义区分身份等级，并将其上升为自然秩序，人人知其位，谋其职，才能维护社会的有序进行。简言之，国家制定礼制，使各等级安其分位，安伦尽分，保持有序的状态，而这其中也蕴含着“中庸”思想。甚至，《清明上河图》中排列在街道两旁的大量房屋建筑，寺院、商店、官舍、民宅，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奢简有别。大体上说，从市郊到市中心区房屋建筑由简到繁，由低到高，从朴实到豪华，与整个城市经济分布的趋向相一致，与等级制度也是完全吻合的。尽管社会中仍存在僭越现象，但只是形态上的弱化，而等级制的实质性内容仍未变。[5]
随着时光的流逝，《东京梦华录》对后世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关新年那天的宫廷仪式部分收编在赵甡之的《中兴遗史》中，《中兴遗史》保存在《三朝北盟会编》里。《事文类聚》和韩国翻译者14世纪的译本《朴通事谚解》，都利用了《东京梦华录》，而且引用时只对文辞做了少量改动。陈元靓在《岁时广记》和《事林广记》（一部有关日常生活诸事物的理解性百科全书）中收编了《东京梦华录》的大部分。在此二书中，陈元靓凭借有关材料给《东京梦华录》的相关部分加入自己的解释，这就给文本的注释提供了有用的见解和补充资料。比如，在《事林广记》“人”部的第二章，陈元靓引用了《东京梦华录》中有关婚礼的段落，因其过分简略，他又引用了一些他自己所处时代举行婚礼时的有关的诗和曲。《岁时广记》收编了孟元老作品的后半部分，有的甚至照抄无误，有的则仅冠以一个自己的题目、一个重要的片段是对春分的极端的重写。就我所知，很多内容直接取自《东京梦华录》，但因为陈元靓对其资料来源的一贯严肃细致的作风，也有可能他所引用的内容取自现在已不存在了的某个本子。
除了以上借用的情况，《东京梦华录》还产生了大量的模仿之作。最著名的当然是南宋的四部描写都城临安（即今杭州）的作品，按时序，它们是：《都城纪胜》，也叫《古杭游记录》。这是一位赵姓人士所作。有关作者，别的情况一无所知。《西湖老人繁胜录》，大约写于1250年前后，作者署笔名为“西湖老人”，我们对作者一无所知。《武林旧事》，周密著。《梦粱录》，吴自牧著，写作年代存在一些问题。对作者除知道他的名字和他祖籍钱塘（临安附近）外，其他情况不详。[4]
《东京梦华录》一书对徽宗政和、宣和年间汴京的汉族城市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翔实的记载和详尽的论述，为后人留下了探索那个时代汴京城里各个阶层居民生活面貌的大量宝贵资料。自从它于南宋初年在临安刊行以来，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封建社会里的文人墨客，在谈到北宋晚期东京掌故时，莫不首引此书，如赵甡之的《中兴遗史》、陈元靓的《岁时广记》以及陶宗仪的《说郛》，对该书的部分资料，都有所选录。
到了近代，由于其所反映的内容具有很高的社会经济文化史的价值，尤其引起了中外许多从事各种专史研究的学者专家们的高度重视，交相征引利用。人们往往把本书与《清明上河图》视同姐妹之作，二者对于考察研究北宋城市经济发展史的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