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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至1949年，每年的9月1日，新闻从业人员都举行各种仪式纪念这一节日。1949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明确规定了记者节，因当时没有确定具体日期，长期以来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一直未过记者节。1999年9月18日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再一次明确列入了记者节。2000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记协的请示，同意将11月8日定为记者节。[3]
2022年11月8日，是第23个中国记者节。[6]2023年11月8日，是第24个中国记者节。[7]
- 中国记者节
- 11月8日
- 行业节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北京
- 国务院
- 2000年
目录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为加强其统治地位，对坚持正义的新闻工作者任意加以迫害、逮捕乃至杀戮。1933年1月，江苏镇江的《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被江苏省民政厅长赵启以“宣传共产”之罪名，下令删婚杀害。上海《申报》登载了这条消息，舆论哗然，新闻界提出“开放言路、保障人权”的强烈要求。为了缓和舆论指责，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年9月1日被迫发出《切实保护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
1934年8月，杭州记者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发出通电，倡议定9月1日为记者节，得到不少地区的响应和认同，1934年9月1日，杭州、北平、南京、太原、厦门、青岛等地的新闻界，都举行了纪念庆祝活动，1935年，“9.1”记者节得到了全国的认同，天津《大公报》元艰臭并为此发表了《记者节》的短评，要求政府积举台浆验妹恋极地解放言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儿女迅猛觉醒。"8.13"以后，上海许多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以笔作武器，毅然投身于抗日斗争的烽火中，为民族解放而战。当时周恩来同志在上海代表党中央领导南方党的工作。他十分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闻宣传工作。他向在上海负责党的文化和宣传工作的胡愈之、夏衍等同志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广泛团结爱国新闻工作者，组织统一战线，为民族解放贡献更大的力量，在周恩来同志的倡导和支持下，经胡愈之、夏衍、羊枣等同志的酝酿，确定在新闻工作者比较集中的上海，成立新闻工作者统一战线组织。并推举优秀新闻工作者范长江、羊枣、恽逸群等同志负责这一组织的筹备工作。
1937年11月4日，范长江、羊枣、恽逸群、袁殊、邵宗汉、朱明等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形势，把即将成杠禁立的组织定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1月8日，以范长江为首的左翼新闻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这就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前身。
1938年，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汉口成立，是年9月1日，在汉口普海春大酒家举行盛大的记者节活动，向来华采访的各国新闻界，向在汉口当时出版的各种报纸，向出入于枪林弹雨中的战地记者，向从南洋等地归来的新闻同业表示感谢和敬意，并且号召全国新闻工作者，团结在抗战建国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当时，范长江同志讲了话，塔斯社的罗果夫，法国《人道报》的黎蒙都讲了话，在中国新闻史上，这是一次最盛大的最庄严的记者节。此后，在有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分会的各地，如湖南、如广西、如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如香港的新闻同业，都在9.1记者节这一天举行庆祝活动，号召加强团结，加强学习，贯彻“青记”一贯提出的主张。
1949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明确规定了“记者节”，《办法》对年节和纪念日放假规定这样表述：“其他各种纪念节日如：二七纪念、五卅纪念、七七抗战纪念、八一五抗战胜利纪念、九一八纪念、护士节、教师节、记者节等，均不必放假。”但因为当时没有确定具体日期，因此长期以来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一直未庆祝过记者节。[5]
199慨定9年9月18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发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列入了“记者节”，但未确定日期。中国记协在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肯兆芝祝，建议以中国记协成立日作为“记者节”的日期，中宣部、国务院先后批复同意。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记者节是一个不放假的工作节日。
2000年1月25日，中国记协向国务院提出《关于确定“记者节”具体日期的请示》，经过科学论证，国务院于2000年8月1日正式批复中国记协，同意11月8日确定为中国“记者节”。[2]
记者节的确立，表明党和国家对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关怀和重视，同时也激励着每一位新闻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正义的事业呼吁，为时代的前行呐喊。[4]
复杂多变的互联网环境，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担负起党的政策主张传播者、时代风云记录者、社会进步推动者、公平正义守望者的神圣职责。[7]
- 记者权益
据中国记协统计，1998年他们设立新闻工作者维权委员会以来，受理的关于记者受害的投诉就有400多起，其中包括很多非法拘禁和殴打记者等恶性案件。可以说，记者权益受侵害事件的发生呈逐年上升趋势，用《工人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话说就是：“没完没了，愈演愈烈。”
所有这些殴打记者、践踏记者采访正当权益的事件，又有多少滋事者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新闻采访权不是行政权力，也不是司法权力，它是公众知情权，社会参与权、社会监督权的代表和延伸。公众知情权是建立在新闻采访权基础上的，新闻采访权受到暴力干涉，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伤害，因此对新闻采访权需要从法律上加以特别的明确保护。但现有法律对新闻执业的保护非常弱，因为适用宪法原则保护新闻采访权，在法律实践中还有一定障碍。记者行使新闻采访权时，由于没有明确强有力的法律保障，采访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对方的好恶。尤其行使舆论监督的记者，必然激起那些既得利益者的痛恨，轻则设置重重关卡阻碍采访，重则拳脚相加。
早在1999年“两会”期间，就有全国政协委员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加强舆论监督”的提案，并呼吁尽快制订《新闻法》，通过立法来加强和规范我国的舆论监督，但因种种原因目前尚未出台。但是，没有《新闻法》，也并不是说记者的什么权利都无法保护，那些公民的基本权利，如人身安全以及正常工作的权利，显然并不缺乏条文可依。为此，有法学家和记者建议，在新闻法出台之前，可否先考虑制定行政法规，或制定一部新闻执业行为规范。法学专家认为，这个条例应该明确新闻采访权的内容并规范行使方式；新闻采访当中记者的权利义务，被采访人的权利义务，这其中应明确普通公民与国家机关对接受采访的不同义务，对不涉及国家机密的，政府机关有接受采访向公众披露信息的义务；记者在哪些方面应享有一定豁免权；同时应对采访程序作出规定，采访时需出示何证件；明确侵犯新闻采访权及记者不正确行使新闻采访权应承担的责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