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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 摄关政治
- 年 代
- 858年-1068年
- 性 质
- 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政治体制
天安二年（858年），文德天皇病死，九岁的清和天皇即位。清和天皇的生母是太政大臣藤原良房之子明子，因此良房成为天皇照察的监护者是自然之势。事实上，可以认为良房从这时起就如同摄政一般的存在。而他正式奉敕成为摄政，则是天皇已成人的贞观八年（866年），这大概是因为在处理这年发生的应天门之变的过程中，天皇丧失自信，依赖老练的良房的辅佐。到了贞观十八年（876年），清和天皇让位于九岁的阳成天皇，继良房出任右大臣的藤原基经作为天皇的舅舅，开始充当天皇的监护者，成为摄政。他虽然很快升任太政大臣，但对阳成天皇的行动不满，于是元庆八年（884年）擅行废雅体立，拥立了没有外戚关系的光孝天皇。光孝天皇已经五十五岁，不宜再置摄政。因此光孝天皇在同年下诏，命太政大臣藤原基经“自今日就坐官厅，万政领行，入辅朕躬，出总百官，应奏之事，应下之事，必先咨禀，朕将垂拱而仰”。其后的宇多天皇也与藤原基经没有外戚关系，下诏“皆先关白太政大臣，然后奏下”，但在敕答文辞中出现“阿衡”字样，令藤原基经不满（他认为阿衡无实权），便改为“如忠仁公（良房）故事”来了结。关白之职始于此，但尚未固定为天皇监护者的地位与官职。藤原基经死后，宇多天皇和醍醐天皇都没有设置摄政，因此良房、基经属于摄关政治未成熟的阶段，也被称为“前期摄关政治”。
摄关政治的正式确立，始于藤原基经之子藤原忠平与孙子藤原实赖。延长八年（920年），八岁的朱雀天皇即位，舅舅左大臣藤原忠平成为悼热微摄政，平定承平天庆之乱，终于登上关白太政大臣之位。而这种在天皇幼年时当摄政、成年后当关白的形态，基本由此固定。接下来的村上天皇在位期间没有摄政，不过自康保四年（967年）冷泉天皇即位后，除了一条天皇和三条天皇在位期间有约20年空缺外，摄政都被常置。在这期间，摄关家迎来全盛期。冷泉天皇即位时虽然已经十八岁，但因为有病，所以需要户挨监护，而他的外祖父藤原师辅已死，舅舅藤原伊尹等离升任大臣为时尚早，所以由藤原师辅之兄藤原实赖作为关白。两年后，藤原氏北家白糊狱通过安和之变而正式确立地位，不久后，冷泉天皇又让位于十一岁的弟弟圆融天皇。翌年，藤原实赖死去，天皇的舅舅藤原伊尹出任摄政。从此以后，藤原氏北家的主流从实赖转移至师辅一系，而藤原伊尹之弟藤原兼通、藤原兼家之间也发生过激烈的权力斗争。最终兼通排挤兼家，并在奏请圆融天皇将关白之任让给藤原实赖的长子藤原赖忠后去世。藤原赖忠在圆融天皇和花山天皇在位时出任关白，而藤原兼家也升任右大臣。宽和二年（986年），花山天皇突然出家，藤原兼家趁机立自己的外孙、七岁的一条天皇即位，并成为了渴望已久的摄政。所谓“摄关家”的权威和地位都得到确立。
到了藤原兼家之子藤原道长当权时匙艰棵，摄关政治迎来全盛阶段。藤原兼家最初当了摄政右大臣，但后来将右大臣之位让给藤原为光，自己只当摄政。摄政、关白本来不是专门官职，而是临时加在官职上的称谓，因此藤原兼家的地位仍在太政大臣藤原赖忠与左大臣源雅信之下。但经过分离摄政和右大臣，他显示出自己才居于最高地位。三年后，藤原赖忠去世，藤原兼家正式成为摄政太政大臣，位极人臣。他作为摄政而行使人事，大举提拔自己的诸子，并将自己的另一外孙居贞亲王（三条天皇）立为一条天河的东宫，以确保自家作为外戚而长期执政。藤原兼家诸子大多因疫病而去世，唯独幼子藤原道长存活，在局热她长德二年（996年）成为左大臣，此后执政长达三十年。一条、三条天皇在位时期有二十年间没有设置关白，他虽无摄关之名，但通过将自己女儿彰子所生的敦成亲王（后一条天皇）立为东宫而掌握最高权力。长和五年（1016年）后一条天皇即位后，藤原道长作为天皇外祖父出任摄政。翌年又让位给长子藤原赖通，又在当了两个月太政大臣后辞职。尽管他的身份只是前摄政太政大臣，但由于完全没有对抗他的势力，加上后一条天皇、后朱雀天皇、后冷泉天皇都是他泪只桨去的外孙，所以藤原道长仍是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万寿四年（1027年），藤原道长去世，其子藤原赖通在此后出任摄政和关白，摄关家的地位也稳如泰山。但在治历四年（1068年），没有藤原氏外戚的后三条天皇即位后，摄关家的势力就被天皇压制，权威开始降低。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起伏，转入院政时代。[1]
藤原氏北家一流形成摄关家并充当摄政、关白，作为天皇的监护者代行天皇的政务，或者深入介入并成为常例，摄关政治就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而具有摄关的资格的，除了大臣级别的有力者，往往都是天皇的外戚，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当时贵族社会的家族生活。当时贵族男子长大后就离家结婚，住在妻家，与妻家结下深厚关系，这种现象很普遍。生下来的孩子必须由妻家抚养长大，因此这个孩子就由母家监护，因此被认为天皇的最合适的监护者也就是外戚。不过，当时的各家为了确保自己在下一代天皇时还是外戚，经常在天皇还无子时就将其他皇子立为东宫，让位后的天皇也不能对下一任天皇行使父权。因此摄关的根据在于共享天皇这一最高权威并与之一体化。实际上，与天皇共同掌握官吏的人事权，这点是其长处。
摄关通过天皇外戚这种偶然的私人关系而取得地位，为了在将来也保持这一地位，对政治的姿势就比较消极，非常拘泥于先例和形式。曾经有人认为，在摄关政治期，朝廷变为仪式的场所，治国理政都在摄关的政所，即政所政治论，这种观点完全错误。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行政仍然全部以太政官为中心来展开，如遇大事，仍由太政官的公卿开会商议。只不过这种处理政务的形式和内容都是极其仪式性、习惯性的。在仪式书里面，繁多的日常行政事务也只提示一种办法。所以就产生了朝廷只是举行仪式、行政在其他场所运营的错觉。但当时政务和仪式是一体不可分的，政务需要依据一定的办法、惯例来处理。所以摄关期的政治并非专横独断的，反而可以说是缺乏变化的、停滞的。[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