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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Grand Canal），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包括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三个部分，[97]全长3200公里，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35座城市[90-91]。纵贯在中国华北大平原上，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89][106]
大运河始凿于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开挖的邗沟，后经隋、元两次大规模扩展，利用天然河道加以疏浚修凿连接而成。全程分为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鲁运河、中运河、里运河（古称“邗沟”）以及“江南运河”七段。向为历代漕运要道，对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曾起重大作用。清中叶后，因南北海运兴起，津浦铁路通车，其作用逐渐减弱。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迁徙后山东境内段水源不足，河道淤浅，南北断航。新中国成立后，进行整治，拓宽加深，裁弯取直，增建船闸，并建有江都、淮安等水利枢纽工程，使之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主要通道之一。1988年底建成京杭运河和钱塘江沟通工程，将五大水系连接起来。[106]
2014年，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最终列入申遗范围的大运河遗产分布在中国2个直辖市、6个省、25个地级市。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包括河道遗产27段，总长度1011公里，相关遗产共计58处。[1-2]
- 中文名
- 大运河
- 外文名
- Grand Canal
- 类 别
- 河流
- 解 释
- 中国东部平原上的伟大工程
- 流经地区
- 京、津、冀、鲁、豫、皖、苏、浙[3]
- 河道总长
- 1011公里[2]
- 北 达
- 北京
- 南 抵
- 宁波市镇海区[4]
- 保护级别
- 世界文化遗产[3]
目录
碑页狭义上讲促主糠，运河是人工雅套背探开凿的通航河道。广义上讲，运河是仔柜泪用以凳谜档沟通地区或水域间水运的人工水道，通常与背旬热自然水道或其他厚促兵运河相连。除航运外，运河还可用于灌溉、分洪、排涝、供水等。[92]
在古代，河运有天然河运和人工运河两种。天然河运给人类带来了交通运输的方便，既省力，又经济，一苇之航，只要水力可以胜任，就能随水道所至而达到其沿岸的各地。陆地上的运输虽不受河道的限制，可以随意所之，但除开平地之外，山陵丘壑，处处都存在着运输的困难；而且从运输量上讲，车辆和船舶的差距很大，用力也很悬殊，两者比较，自然是河道运输的优点大。当然愉牛，天然河道的运输也有它的缺点和不足之处，这就是河道要随着地势的高地而定，而且河道有一定的流向和流程问题，距离河流远的地区，就得不到方便。这样，就出现了人工开凿运河的办法，来补充天然河道的不足。[5]
春秋末期，吴国开凿了胥溪、邗沟、黄沟三条运河。自胥溪开凿完成后，吴人可东自太湖，沿胥溪西上，直到今芜湖附近后转入长江，再渡过长江往北沿栅水到巢湖一带北入淮水。[98]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调集民工开凿邗沟，因途经邗城，故得名“邗沟”。吴邗沟自今扬州市东南边的古邗城之下起，城下掘深沟，引长江水北流，运河向北穿行于武广湖（今武安湖）和陆阳湖（今洋湖）之间，东北入博芝湖，继而入射阳湖，最后由射阳湖入今淮安东北五里的北神堰合淮水。邗沟沟通了淮河和长江。[99]
邗沟开通后，吴王夫差用它运兵运粮，北上伐齐，打败齐国之后参与诸侯争霸。邗沟的开凿也被视为中国大运河的开端。[6][89]
吴开邗沟之后，还在更北的地方开凿了商（宋）鲁之间的黄沟运河，沟通了泗水与济水。黄沟开凿之后，吴王夫差可沿邗沟北到淮水，入泗水，入济水，西上黄池，与齐晋争夺盟主地位。[100]
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以大梁为首都，大梁就是开封。魏国开凿了一条郑州和商丘之间的运河，名为鸿沟，极大方便了魏国农业的灌溉和商品贸易的往来。楚汉争霸时，项羽和刘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这也是后来中国象棋里楚河汉界的由来。[89]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运河整体变化不大，不过由于这一时期北方经常发生战乱，导致北方人口大规模迁移到南方，因此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隋唐之后南方人口超过北方。随着人口流入，南方的经济和农业得到发展，中国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这也直接影响了随后古代中国的发展。[89]
秦始皇在湘桂之间开凿灵渠，以通漕运。在四川有李冰开凿离堆，关中郑国作郑国渠，既可以灌溉农田，又可以供漕运，“皆可行舟”。[8]
汉朝开凿了槽渠，由长安引渭水入渠，沿南山山脚，一直通到黄河。班固的《西都赋》说槽渠“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101]汉朝王景治理汴渠，“十里一水门，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东汉开凿了阳渠，漕舟可由汴入河，由河溯阳渠入洛阳建春门以输常满仓。东汉顺帝时期，陈敏修理邗沟，另开新道，由江都经樊良湖改道津湖，再由津湖直接由末口入淮，避免了射阳湖的风涛之险，给漕运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汉朝还经常维护灵渠。[10][102-104]
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会稽郡太守马臻纳山会平原三十六源之水，兴建了鉴湖。西过西小江至钱塘江边的西兴渡口，沟通钱塘江航道。向东一条过白米堰、曹娥堰后到曹娥江东经上虞，至姚江可达明州；西北则为曹娥江通杭州湾航道。另一条至白米堰往南过蒿坝，沿曹娥江可达嵊州、天台。鉴湖是中国长江以南最古老的的大型蓄水工程，建成后，水位抬高和设施完善使航运条件更为优越。[7]
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凿了一些地方性运河。东汉末年，曹操先后开凿了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槽渠等。白沟开凿于东汉建安九年（204年），在淇水入黄河处下大枋木使成堰，遏淇水入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古道以成渠，以淇水、荡水、洹水为上源，利用纵贯河北平原的清河故道至青县（2020年）附近，注入滹沱河。平虏渠开凿于建安十一年（206年），从今青县东北引滹沱河水北入泒水。泉州渠也开凿于建安十一年，南起泉州县（天津市武清西南），上承潞河，下入鲍丘水，还从沟河口向东凿渠入濡水，称为新河。[11]利漕渠开凿于建安十八年（213年），凿渠引漳水，自今河北曲周南，东至大名西北，注入白沟，借以沟通邺和四方的漕运，故名利漕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的开凿，完成了贯通河北平原的运河网工程，便利了河北平原的水道运输。[12][89]
曹丕代汉建魏以后，迁都洛阳，曹魏对于运河的设施，主要是修通汴渠、开凿贾侯渠、讨虏渠和广槽渠等项运河工程。曹操曾疏浚过汴渠上游到睢阳一段，称为睢阳渠。正始二年（241年），曹魏又重新整理汴渠，这次是自上游到下游全程整修，使之可以通舟楫。杜预致书王濬，劝他在灭吴之后，率领水军，自长江入淮水，又自淮水入汴渠，再由汴渠入黄河，溯黄河回到首都洛阳。[12-13]
贾侯渠系魏贾逵所开。《三国志》卷十五记载：“（贾逵）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谿水，造小弋阳陂，又通运渠二百馀里，所谓贾侯渠者也。”[14]故道在今河南淮阳西北，后与其他水道“交错畛陌”。黄初六年（225年），开通讨虏渠，据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其故道在郾城县东。广槽渠系魏宣帝正始二年（241年）所开凿，通过陈、蔡之间，故道在蒗荡渠的下游，《三国志 卷二十八》记载：“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邓）艾所建也。”[15]
孙权在南方开凿运河，西连淮水，东接云阳，号破冈渎，这条运河是沟通今南京以东的水运网。[16]
桓公渎又称桓公沟，为东晋桓温时开凿的。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率兵北伐前燕，“军次湖陆，攻慕容暐将慕容忠，获之，进次金乡。时亢旱，水道不通，乃凿巨野三百余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河”。[17]巨野泽即梁山泊，位于今巨野与梁山县之间，这条运河被称为桓公渎，从巨野泽北出济水，在今长清县西与河水相通，故桓温能由济水入黄河。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又继续疏浚桓公渎。[16]
杨口运河是杜预做荆州刺史时开凿的。这条运河由杨水入汉水之处起，直达江陵，通入长江，更由江陵通到洞庭湖中。《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记载“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今洞庭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杜）预乃开杨口，起夏水（今汉水）达巴陵（今湖南岳阳）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18]这条运河开凿以后，使江陵在交通上的形势更加重要。从江陵溯江而上，可到巴蜀；沿江而下，可达建业；还可以由洞庭湖溯湘水沿漓水到番禺。[16]
永康元年（300年）前后，在晋会稽内史贺循的主持下，又开凿了著名的西兴运河。“运河在府西一里，属山阴县，自会稽东流县界五十余里入萧山县，《旧经》云：晋司徒贺循临郡，凿此以溉田。”[19]它自郡城西郭西经柯桥、钱清、萧山直到钱塘江边，起初称漕渠。因运河从萧山向北在固陵镇与钱塘江汇合，而固陵从晋代即称西兴，故名西兴运河。[7]由于西兴运河与鉴湖堤基本平行，相距多在10里之内，鉴湖的多处闸、堰都和这条运河相通，这使得鉴湖的排灌效益大为提高，又由于沟通了山会平原西部鉴湖以北的南北向河流，对调节水量也十分有利。西兴运河东至绍兴西郭门入城，再向东，过郡城东部的都赐堰进入鉴湖，既可溯鉴湖与稽北丘陵的港埠通航，也可沿鉴湖到达曹娥江边，沟通了钱塘江和曹娥江两条河流。之后，鉴湖和运河的效益充分显现。至东晋，晋元帝面对会稽殷实繁荣的景象赞叹不已：“今之会稽，昔之关中。[20]”《宋书》的作者沈约（441—513）在《孔季恭传》中又称“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7]
邗沟沟通了长江、淮河两大河流，成为隋唐大运河最早修建的一段。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征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102]邗沟上接通济渠，下接江南运河。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所开的邗沟，所利用的不是吴国邗沟，而是利用的东汉陈登所开凿的邗沟直道。[72]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隋朝通济渠是将汴渠、阳渠疏浚而成的。汴渠（蒗宕渠）是通济渠的主要渠身。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绕道今洛阳城南及城东，经偃师县和巩县之洛口而入于黄河。通济渠的上段是疏浚东汉所开凿的阳渠故道而通到黄河的，然后再沿黄河的自然河道至板渚引黄河水入汴渠而达于淮。[24-27]
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也是利用之前王朝开凿留下的运河河道与自然水道疏浚而成的。自今河南武涉至汲县一段，用沁水、清水（即卫河）疏浚而成；自汲县至馆陶一段，基本上是利用曹操遏淇水入黄河古道白沟而成；在馆陶与沧州一段，是部分地利用了汉代屯氏河和西汉大河故渎而成；沧州至涿郡，又部分地利用漳水，至独流口则与漳水别而另辟新道，与漯水相接，经漯水到达涿郡。[34]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下令开江南运河（即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33-34]
隋朝连通的大运河，首次将南北贯通，沟通五大水系，“运漕商旅，往来不绝”，“自是天下利于转输”。[107]
隋炀帝后期，隋唐大运河淤塞的难以使用。唐朝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艰苦不懈的疏浚、修整和开凿。主要工程是：四疏汴渠，五浚山阳渎（邗沟），三治江南运河，二凿丹灞水道，三治褒斜道，疏浚嘉陵江故水道，治理灵渠，黄河汾水道（这里所举的疏浚整治次数只是个约数，实际上运河时通时塞，疏浚整治工作是经常进行的[35]）。唐王朝对漕运水道的开凿、疏浚和整修是尽了极大的努力，通过长期的修凿和治理，使漕运的干流和支流都得以通行流畅，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漕运事业。[36]
汴渠又称汴水、通济渠，是连接黄河和淮河之间的中原渠道，[37]由于该渠首连接黄河，河水所含泥沙量较大，最容易淤塞。唐朝初年，每年初春就要“塞长茭，决沮淤”，疏通堰口，修理渠道。[38]否则，堰口阻塞，黄河水不能引进入渠道，漕运就会中断。开元二年（714年），唐朝疏浚汴渠的梁公堰，“公私深以为利”。[39-40]开元十五年，堰口再次塞阻，“行舟不通”，唐玄宗命令疏决开就河口，“安及遂发河南府怀、郑、汴、滑、卫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旬日而毕。”[41]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朝新开广济渠。[42]
其实，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粮食漕运早在玄宗开元年间就日益减少。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唐玄宗任用裴耀卿进行漕运改革，裴耀卿改以前的“旷年长运”为分段转运。他析汜水、武陟、荥泽地置河阴县，设置河阴仓，在清河县(今洛阳吉利区)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峡之西设三门仓，改陕州(河南三门峡)之常平仓为太原仓，华州之广通仓为永丰仓，形成了以河阴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为枢纽的新的转运仓布局，不仅提高了漕运效率和漕粮数量，还大大改变了以往西京长安就食东都洛阳的传统，使关中地区能够通过漕运获得更多的粮食。如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间，运抵关中的漕粮多达700万斛，关中粮食供应得以好转。正是由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漕粮运往关中的困难，唐王朝对东都洛阳的依赖从此大大减弱。唐朝后期，漕船甚至一度不经过洛阳，《资治通鉴》中就提到“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正因为如此，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后，唐王室很少再行幸洛阳，东都洛阳作为漕运枢纽的地位已成了明日黄花。[92]
安史之乱后，汴渠的疏浚中断了八年，致使“泽灭水，岸石崩，役夫需于沙，津吏旋于泞，千里洄上，罔水舟行”，航行极其艰难，载重粮船更无法通行。唐朝刘晏仔细勘察河道，到处访问群众，调查研究，然后疏浚汴渠，恢复了汴渠的运输能力。[42-44][92]
山阳渎亦称邗沟，自山阳起至扬子入于长江。由于陆地下沉和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长江三角洲向外推移，使长江江面逐渐变窄和扬子以南长江之间的河渠最容易被泥沙隔断。[45]导致唐初扬子以南已不能行船，槽船不得不绕道瓜步（今江苏仪征县东），溯旧官河始能进入扬子斗门。不但迂回，而且“多为风涛所损”。自唐玄宗开始，唐初五次修浚山阳渎（邗沟）。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朝从今扬子桥到瓜洲镇之间开凿新河，《新唐书 志第三十一》《唐会要.卷八十七.漕运》记载刺史齐浣开凿伊娄河二十五里，“渡扬子”，“无风水灾，又减租脚钱”，“岁利百亿”“岁收利百亿。又立伊娄埭”。[46-47]从此开始这段新河一直是长江北岸的重要运口，既保证了行船的安全，又节省了时间和运费。唐朝大诗人李白在《题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贲》中称赞说“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
唐德宗时唐朝再次修浚山阳渎，当时，扬州官渡填淤，漕挽湮塞。784年，唐朝扬州长史杜亚“治漕渠，引湖陂，筑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夹堤高卬，田因得溉灌。疏启道衢，彻壅通堙，人皆悦赖”，沟通了江北漕路。[48]又于788年“自江都西循蜀冈之右，引陂趋城隅以通漕，溉夹陂田”，并于渠口修“爱敬陂水门”以节水势，改变了高邮湖附近“漕渠庳下，不能居水”的现象。[49-50]
唐宪宗元和年间，李吉甫在高邮湖筑平津堰，调节运河水位，还灌溉田数千顷，又免去百姓欠的租税数百万，还修筑富人、固本二塘，不仅保证了山阳渎水利的充足，还增灌溉万顷之田。[51-52]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王播发现扬州的运河水浅，舟船滞阻难行，王播便奏请开凿了一段19里长的运河，使舟船容易航行，这样漕运便不再滞阻。[53-54]
太极元年（712年），唐睿宗为了改善漕运，命魏景清引淮水至黄土冈，以直通扬州，称为直河。[50][55]
唐代宗永泰（765年—766年）年间和大历（766年—779年）年间浚治练湖。因为隋唐大运河自常州到丹阳之间，其中陵口以西至七里桥一段是江南运河水位最浅、航道又狭的地段，涸水季节只有四尺，只能通行小船。这段运河的水源古代靠练湖湖水，所以唐代宗时加以浚治，导湖入漕河。[35]
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常州刺史孟简开凿孟渎，引长江水南注通槽，又开泰伯渎，东连蠡湖，以济漕运。[35][56]隋文帝所开的广通渠（又称富民渠、永济渠）、唐玄宗所开槽渠、唐文宗所开的兴成渠，实际上都是对汉代槽渠的疏浚和重开，除渠首有变化外，渠线和尾闾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57]隋文帝利用汉朝开凿留下的槽渠所开的广通渠，其转运之利并不长久，其在唐初已不便使用，故永丰仓的粮须用牛车运往长安。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唐朝陕州刺史兼水陆运使韦坚在渭水之南开凿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槽渠，这条槽渠西起禁苑（在长安宫城北）之西，引渭水东流，东至永丰仓附近与渭水汇合，又在长安望春楼下凿广运潭，以通漕舟。这样，永丰仓和三门仓的物资都可以用船一直运往长安。关中运道大为改进，漕运物资，特别是粮食激剧增加。[57-58]
唐朝对于永济渠一线，也致力很多。贞观十七年（643年），为增加永济渠水源，唐朝在引淇水入渠处筑石堰。由于沧州（清池县）一带地势低洼，为防止永济渠决口，先后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开元十六年（公元728 年）在沧州西55里筑“有永济渠二”、县南30里筑“有永济北堤”。[57]另外，永徽（公元650年—655年）时，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李灵龟在魏州开永济渠入于新市，开凿出一条支渠，百姓利之。[59]开元（公元713年—741年）时，魏州刺史卢晖也凿出另一条永济渠，名“西渠”，自石灰窠引流至（贵乡）城西注魏桥，以通江、淮之货。[60]此外，在经城（今河北威县）的张甲河，南宫（今河北南宫）的通利渠，堂阳（今河北新河）的堂阳渠，昭庆（今河北隆平）的沣水渠，清池（今河北沧县）的清池渠、无棣河和阳通河，无棣（今山东无棣县）的无棣沟，平昌（今山东德平县）的新河，河间（今河北河间）的长丰渠，渔阳（今天津蓟县）的平卢渠等，这些渠道直接间接都与永济渠连贯，丰富了永济渠的水源，有利于漕运事业。[57]
唐朝不仅对南北大运河进行开凿、疏浚和整理，还对灞水道、褒斜道、嘉陵江故道水道、灵渠和河汾水道也都进行过疏凿和修浚的整治工程。唐中宗采纳崔湜的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镵山出石门，抵北蓝田，可通挽道”，“开大昌关，役徒数万”，凿石劈山，开凿出了一条连接丹灞二水的挽道，江淮物资可通过此系统水道运往长安。后来这条挽道“为夏潦奔豗，数摧压不通”。第二次开凿在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商州刺史李西华在崔湜开凿的基础上，增广商山道，“又别开偏道。以避水潦。从商州西至蓝田。东抵内乡。七百余里……修桥道……人不留滞。行者为便”。[61-63]
褒斜道通达富饶资源的蜀汉地区，又可通过江汉与江淮地区相连接。唐朝曾经三治褒斜道。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开斜谷道水路，运米以至京师。[64]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唐德宗命万俟著开金商运道，通过褒斜道漕转粟帛。唐宣宗大中年（847年—859年）中，兴元节度使封敖、郑涯等又加以修治，行人说通行方便。[63][65]
嘉陵江故水道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关中和巴蜀地区的通道。元和年间，唐朝山南节度使疏浚嘉陵江三百里，焚烧巨石，弄碎巨石，开通漕运来为成州的士兵运送给养。[63][66]
唐朝多次治理灵渠。唐朝宝历初年，李渤疏浚灵渠，“立斗门十八以通漕”，并且从此开始多次整修、疏浚灵渠（“自是累加修浚”），“鄣泄有宜，舟楫利焉”。唐朝李渤在灵渠所立的斗门是船闸的先导，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措施。咸通九年（868年），唐朝鱼孟威再次修灵渠，“以石为铧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63][67-70]
唐代，西兴运河的航运地位更加突出。元和十年（815年）观察使孟简开运道塘,这是西兴运河南岸塘路合一的河岸工程，部分主要路段应已从泥塘改建为石塘路。这是西兴运河通航和管理标准提升的重要标志。又《嘉泰会稽志》卷十：“新河在府城西北二里，唐元和十年观察使孟简所浚。”此“新河”应是相对老河而名，原来运河经府城河道是由西郭经光相桥、鲤鱼桥、水澄桥到小江桥河沿的，由于运河商旅增多,此河通航受到限制，孟简又开一条由城西西郭直通城北大江桥与小江桥相连的“新河”，缩短航线，避免壅塞，促进沿运商贸。唐人李吉甫说：“东南郡邑,无水不通；天下货利,舟楫居多。”[7]
唐代浙东地区重视农田水利，《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会稽增修防海塘；山阴凿越王山堰，作朱储斗门，置新迳斗门；上虞置任屿湖，黎湖；明州置小江湖，开西湖，增修广德湖，筑仲夏堰等。此外，唐大和七年（833）县（今鄞县）令王元暐兴建了位于宁波西南50余里的鄞县鄞江桥西樟溪之上的它山堰工程。这些举措不但提高农田灌溉能力，还为当时明州城内运河航运提供较稳定的水源，充分显示了水利的综合效益。运河水利兴盛对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唐代越州刺史元稹在长庆年代（821年—824年）有《再酬复言和夸州宅》诗中称“会稽天下本无俦，任取苏杭作辈流”。[7]
隋唐大运河带动了沿线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运河沿岸区域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正是因为隋唐大运河的兴旺，处于其中心位置的洛阳在当时成为商贾云集、物资集散的大都市。[92-93]
五代时期由于江南地区相对稳定，以洛阳为政治中心的北方诸政权仍旧要倚重江南漕粮，因此运河洛阳段的水上运输依旧存在。如后梁朱温开平年间，魏博节度使罗绍威考虑到当时洛阳人口众多，粮食不继，曾上书提出伐木造船，“绍威尝以临淄、海岱罢兵岁久，储庾山积，惟京师军民多而食益寡，愿于太行伐木，下安阳、淇门，斫船三百艘，置水运自大河入洛口，岁漕百万石，以给宿卫，太祖深然之。”（《旧五代史》）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年），三司官员上奏要求在洛河北岸开凿湾潭，以便于漕船牵引并卸载漕粮：“洛河水运至洛口至京，往来牵船下卸，皆是水运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至洛岸至仓门稍远，牙官运转艰难，近日例多逃生。今欲于沿河北岸，别凿一湾，引船直至仓门下卸，其工欲与诸军傔人内差借。”这一奏请得到了后唐明宗的赞同。不久明宗诏令捧圣卫指挥使朱洪实凿开河湾，至赡国仓门。（《五代会要》）这些材料都说明了，五代时期的洛阳段漕运仍继续通航。[92]
北宋王朝定都开封，每年通过运河运抵开封的漕粮多达600万石到700万石。大量南方物资的到来，促成了北宋开封的繁华。后来南宋偏安江南，杭州为首都临安，获取漕粮更加便捷。这一时期浙东运河得到了更大的利用。浙东运河连接杭州和宁波，从春秋战国以来就得到开凿和利用，南宋的物资可以通过这条运河直达海上。[89]
开宝九年（976），宋太祖动用5000人开凿从洛阳菜市桥到漕口的35里漕渠，此举不仅恢复了当时洛阳漕渠建设，还为宋神宗时期的导洛通汴工程打下了基础。《邵氏闻见前录》亦记载：“午桥西南二十里，分洛堰引雒水，正南十八里龙门堰引伊水……以大石为杠，互受二水。洛水一支自厚载门入城，分诸园，复合一渠，由长厦门以东以北入罗门，二水皆入于漕河。”[92]此时的洛阳段漕运，从规模上说无法与隋唐时期相提并论。宋太祖在开宝九年曾提出西迁洛阳，遭到了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等人的反对，其中一条反对理由就是，“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续资治通鉴长编》）东京开封漕运方便，是百官、军队衣食的重要保障，一旦迁都洛阳，立即会遇到漕运不便的难题，文武百官和军队的粮食供给都难以为继。这也侧面反映了北宋初年洛阳漕运的尴尬情况。[92]
北宋初年虽对洛阳段运河进行了修复，但通航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再加之洛河水患导致洛阳段运河时常淤塞，为了进一步保障汴河漕运的畅通，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实施了“导洛通汴”工程，即把洛水引入汴河，通过增加汴河水量，保障汴河到江南粮食漕运的畅通。重新疏通西京河南府洛阳通往偃师、巩义的旧漕渠，恢复漕口、罗门等水利设施，修建长堤47里，疏浚漕渠52里，西京洛阳到京师开封的运河段得以重新通航。[92]这个导洛通汴工程，因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实施效果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洛口虽云经冬行运，其实水浅易冻。又置打凌兵士，虚费钱粮，终是饥冻，逐年死亡极多。每至冻合，凌蹙岸决，民田被害。又流既浅，船小载轻，其害非一，公私阻滞。今遇开黄河闸口，放水入清洛，即舟船方行得一番，闸水已尽，船复留滞。此可见洛水浅涩，无济于行船也。”由于洛河冬天上冻，为解决通航问题，还需要雇佣大量人力去“打凌”破冰。而冰块冲击河岸，摧毁农田，导致水患，同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得不偿失；黄河汛期时，开闸放水，行船较为通畅，闸口闭合，洛河水浅，船只无法通行。[92]
到了南宋统治时期，宋廷政治经济重心移到东南，宋金以淮河为界，处于分裂对峙时期，大运河无法再将东南的粮食运到北方，漕运功能无从谈起。至元朝，政治中心北移，以及海运开通，大运河经过裁弯取直，不再经由洛阳和开封，洛阳段由此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京杭大运河则愈加繁盛。而纵观唐宋时期大运河洛阳段的兴衰沉浮，几乎也与古都洛阳在这一时期的命运相对应。[92]
南宋时，通济渠河道湮塞，至2020年已经无运河遗迹可寻。原因有二：
一、南宋时，北方沦陷，南宋统治者为了防金兵南下，破坏了运河上的各种设施，务使金船不能南下。1194年，黄河在阳武决口，洪水南下，夺泗入淮，夺淮入海，金统治者听任黄河泛滥，以贻祸南宋。于是淮水流域一带，遂常闹水灾。淮河改由运河南流入长江。通济渠逐渐淤塞为陆。
二、元朝以北京为首都，漕运物资不需要绕道洛阳，于是在至元二十年（1283），在水利专家郭守敬领导下，开始开凿京杭大运河，至元二十八年（1291）完成。京杭大运河开通后，从南到北有效连接了五大水系，包括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元朝定都北京，开凿京杭大运河，又开辟了海运，导致通济渠逐渐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宿州志》说：通济渠，（宋）“南渡后渐湮，元泰定初，黄河行故汴渠，仍于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废，汴水湮塞，埇桥亦废”。即国都改建北京与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使通济渠逐渐失修而湮废。[71-72][89][94-95]
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初期漕运路线，是由江淮溯黄河向西北至封丘（开封北）县中砾镇，转陆运180里至新乡入卫河，水运经天津至通县，再陆运至大都。这条运输路线不仅绕道过远，且要水陆转运。1282年动工开挖济州河，自今淮安引洸、汶、泗水为源，向北开河150里接济水（相当于后来的大清河位置，1855年黄河夺大清河入海）。济州河开通后，漕船可由江淮溯黄河、泗水和济州河直达安山下济水。
汴渠的河身淤塞，河床高过地面。
从元朝开始，国都变迁到北京，国家政治中心转移，元朝忽必烈下令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开凿了元朝京杭大运河，直通南北，运河从此由江苏淮安经宿迁、徐州直上山东抵达北京。至此，诞生了现今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
从济水向北至天津的路线有二，一是由济水入海，经渤海湾至天津；一是由东阿旱站（东平北）向北陆运200里至临清入今卫河。沿前一路线,漕船常遭海涛风浪之险,沿后一路线每遇夏秋霖潦,粮车跋涉艰难。于是在1289年，自济州河向北经寿张，聊城至临清开会通河，长250里，接通卫河。因为会通河位于海河和淮河之间的分水脊上，所以在会通河上修建了插板门船闸26座，并在淮安设水柜，南北分流，以调节航运用水，控制运河水位。会通河建成后，漕船可由济州河、会通河、卫河，再溯白河至通县。1291年至1293年，元朝从今通县到大都开通惠河，建闸20座。从此，漕船可由通县入通惠河，直达今北京城内的积水潭。至此，大运河的路线走向才告初步形成。大运河建成后，元朝专设都漕司正、副二使，总管运河和漕运事宜。
北宋中期，两浙路向朝廷所贡的粮食、布帛和赋税，由于鉴湖和西兴运河的交通便利，使甬江和钱塘江通过浙东运河的交通运输业快速发展，“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赋供馈不可悉数”。至南宋，鉴湖湮废，西兴运河及原东鉴湖为主形成的浙东运河航运地位更加突出，成为繁华富庶的绍兴府、明州和浙东运河沿岸其他城镇的水上交通枢纽。针对南宋嘉定年间，浙东运河“自西兴至钱清一带为潮泥淤塞，深仅二三尺，舟楫往来，不胜牵挽盘剥之劳”的状况，知府汪纲于嘉定十四年（1221年）上奏朝廷，请求开浚，资金由地方政府自筹和朝廷添助相结合。治理后，河道通畅，行舟便利，民众称好。是年，汪纲又组织对西兴至绍兴府城的运河新堤整治，使堤岸“徒行无褰裳之苦，舟行有挽纤之便，田有畔岸，水有储积”。还建施水坊于田野郊远之地，以供路人暂息。此举对运河的整治和管理都起到重要完善作用。[7]
元代，浙东运河地位不及南宋，但仍是庆元港（明州改庆元）联系腹地的主要航线，庆元港是当时三大主要贸易港（广州、泉州、庆元）之一。其间政府多有建设、疏浚之举。[7]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运河漕运，设置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分别掌管运河漕运管理和运河水利管理。运河沿线的城市也因漕运而繁荣，北方的天津、德州、沧州、临清等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东南地区的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也成为繁华的都市，并称运河沿线“四大都市”、“东南四都”。
明、清两代均建都北京，对元朝大运河进行了扩建。明代整修通惠河闸坝，恢复通航；永乐九年（1411年）扩建改造会通河，引汶水入南旺湖，利用南旺湖地势高的有利地形，修建南旺水柜，十分之七的水北流，十分之三的水南流，解决了会通河水源问题，并增建船闸至51座。为使运河免受黄河泛滥的影响和避开360里的黄河航程，明朝先后在嘉靖七年至隆庆元年（1528年至1567年）和万历二十三年至万历三十三年（1595年至1605年），自今山东济宁南阳镇以南的南四湖东相继开河440里，使原经沛县、徐州入黄河的原泗水运河路线（今南四湖西线），改道为经夏镇、韩庄，台儿庄到邳县入黄河的今南四湖东线，即韩庄运河线。此外，为保障运河通航安全，还修建了洪泽湖大堤和高邮湖一带的运河西堤，并在运河东堤建平水闸，以调节运河水位。清朝于康熙二十年至康熙二十七年（1681年至1688年），在黄河东侧，约由今骆马湖以北至淮阴开中河、皂河近200里，北接韩庄运河，南接今里运河，从而使运河路线完全与黄河河道分开。明清两代规定运河漕船的载重量为400石。明朝漕船载重吃水不得超过3尺，年漕运量约400万石。清代规定漕船载重吃水不得超过3尺5寸，年漕运量约400万石。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省铜瓦厢决口北徙，在山东省夺大清河入海，大运河全线南北断航。清朝后期和中华民国时期，曾几度倡议治理运河，但因战乱而未付诸实施。
对于浙东运河，明代成化九年（1473年）戴琥任绍兴知府，对绍兴平原河网及运河集中进行了整治。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七月，绍兴知府汤绍恩主持兴建了著名的滨海三江大闸。明代政府对运河的整治也十分重视，明嘉靖四年（1525年）绍兴知府南大吉主持大规模修整府城内外运河，修砌塘身。明弘治中（1488年—1505年），山阴知县李良重修，甃以石。明季湛然僧再修之，石塘宽不逾丈。至此，200里运河堤岸多成石塘。[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3年和1957年兴建江阴船闸和杨柳青、宿迁千吨级船闸，开始了对古老的大运河的部分恢复和扩建工作。1959年以后，结合南水北调工程，重点扩建了徐州至长江段400余公里的运河河段，使运河单向年通过能力达到近2000万吨，并扩大了沿岸灌溉面积和排涝面积，确保里下河地区1500万亩农田和800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取得了多方面的效益。
2017年2月，总书记在北京大运河森林公园考察时强调，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他说，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北京要积极发挥示范作用。6月，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2019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纲要》强调，坚持科学规划、突出保护，古为今用、强化传承，优化布局、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则，打造大运河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74]
通济渠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凿了鸿沟，又名蒗宕渠（即浪荡渠），亦曰汴渠。汉魏时期又开凿了阳渠、疏浚整修了汴渠。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绕道今洛阳城南及城东，经偃师县和巩县之洛口而入于黄河，此段河道是旧有的阳渠道。通济渠的上段是疏浚东汉所开凿的阳渠故道而通到黄河的，然后再沿黄河的自然河道至板渚引黄河水入汴渠而达于淮。[24-27][96]
邗沟（山阳渎）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下令开凿了连通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运河。因途经邗城，故得名“邗沟”。吴邗沟自今扬州市东南边的古邗城之下起，城下掘深沟，引长江水北流，运河向北穿行于武广湖（今武安湖）和陆阳湖（今洋湖）之间，东北入博芝湖，继而入射阳湖，最后由射阳湖入今淮安东北五里的北神堰合淮水。
邗沟沟通了长江、淮河两大河流，成为隋唐大运河最早修建的一段。东汉顺帝时期，陈敏修理邗沟，另开新道，由江都经樊良湖改道津湖，再由津湖直接由末口入淮，避免了射阳湖的风涛之险，给漕运带来了很大的便利。[8-9]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在此基础上修邗沟。[23]
广通渠
广通渠即富民渠、永济渠。[21]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利用汉朝开凿留下的槽渠，命令宇文恺率水工修广通渠，在渭水之南，傍南山而东，到潼关衔接黄河。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令所开的山阳渎，则是吴国邗沟故道。[22-23]
永济渠
大业四年（608），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修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也是利用之前王朝开凿留下的运河河道与自然水道疏浚而成的。自今河南武陟至汲县一段，用沁水、清水（即卫河）疏浚而成；自汲县至馆陶一段，基本上是利用曹操遏淇水入黄河古道白沟而成；在馆陶与沧州一段，是部分地利用了汉代屯氏河和西汉大河故渎而成；沧州至涿郡，又部分地利用漳水，至独流口则与漳水别而另辟新道，与漯水相接，经漯水到达涿郡。[28][96]
江南运河
江南运河的开凿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吴国开通了从今江苏到长江的运河，从苏州的北门起，向西北穿过漕湖，经太伯渎与江南运河而上，再经阳湖北行，入古芙蓉湖，然后由利港入于长江，以达于扬州；[29]秦朝开凿丹徒曲阿，开凿了从今镇江至丹阳的运河。[30]也就是《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所说的“丹徒水道入通吴、会”。丹徒水道正是江南运河所经路线。江南运河在秦始皇时已经初具规模。西汉武帝时，在吴江南北沼泽地带开河，南接杭嘉运河，基本上接通了苏州至嘉兴的运道；六朝建都南京，又修整、开凿了运河和堰埭。东晋初年，因镇江附近运河水浅，还修筑了丁卯埭平水堰，以平衡水位。[31]为避长江风涛之险，孙吴开凿了破岗渎。至萧梁，破岗渎废，另“开上容渎，在句容县东南五里，顶上分流，一源东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渎西流入江宁（今南京）秦淮。”[32-33]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下令开江南江南运河（即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34]
京杭大运河全程可分为七段：
（1）通惠河：北京市通州区内，连接温榆河、昆明湖、白河，并加以疏通而成；
（2）北运河：通州区至天津市，利用潮白河的下游挖成；
（3）南运河：天津至临清，利用卫河的下游挖成；
（4）鲁运河：临清至台儿庄，利用汶水、泗水的水源，沿途经东平湖、南阳湖、昭阳湖、微山湖等天然湖泊；
（5）中运河：台儿庄至清江；
（6）里运河：清江至邗沟，入长江；
（7）江南运河：扬州、镇江至杭州。
中国大运河中的京杭运河部分，主要包括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鲁运河）、中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七部分河段，途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省。
京杭大运河作为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有着巨大贡献，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在元代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明、清两代维持元运河的基础，明时重新疏浚元末已淤废的山东境内河段，从明中叶到清前期，在山东微山湖的夏镇（今微山县）至清江浦（今淮安）间，进行了黄运分离的开泇口运河、通济新河、中河等运河工程，并在江淮之间开挖月河，进行了湖漕分离的工程。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通州区，南到杭州。流经通惠河（北京-河北廊坊）、北运河（河北廊坊-天津）、南运河（天津-山东临清）、会通河（山东临清-山东枣庄）、中河（山东枣庄-江苏淮安）、淮扬运河（江苏淮安-江苏扬州）、真扬运河（今江苏仪征-江苏扬州）、江南运河（江苏镇江-浙江杭州）。全长1794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十倍，比巴拿马运河长二十倍，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通航里程为1442千米，其中全年通航里程为877千米，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南的山东、江苏和浙江三省，苏北运河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内河航道之一。
通州古诗云：一支塔影认通州。燃灯塔矗立在大运河的北端，是京门通州的标志性建筑。天津北运河和南运河在天津会师，又在这里被海河一齐送入渤海。据记载，漕运发达时期，从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上每年要承载2万艘运粮的漕船，官兵12万人次，连同商船共3万艘。水道的开通使小小的直沽寨很快发展成了远近闻名的“天津卫”。镇江、扬州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聊城湖、河水面积占城区的三分之一，被称为“中国北方威尼斯”，在北方城市里非常少见，这其中就有京杭大运河的功劳。苏州“苏湖熟，天下足”。运河的开通，使苏州水多粮丰。京杭大运河苏杭段有客运航线往返。江苏淮安是大运河与淮河、黄河故道的交点，运河东岸古镇码头下便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故居。
浙江省东部宁绍平原上的主干航道西段萧绍运河（旧称西兴运河）系古代人工疏浚、开凿而成；东段利用余姚江天然水道，余姚江在余姚县丈亭以下，江宽可达150～250米，水深约4～5米，至宁波市汇入甬江。因运河穿越的钱塘江、曹娥江、甬江的水位高低不一，历史上只能分段航运。1966年兴建15～30吨级升船机多座，1979年又按40吨级标准浚治航道，1983年全线通航。第二期运河改造工程航道标准提高为100吨级，钱塘江沟通运河工程实施后可直达杭州，与京杭运河联结。
浙东运河据考证约在春秋晚期，至今已有2400多年历史。越国时称为“山阴古水道”，它从钱塘江开始，经曹娥江、姚江和甬江，汇入东海。此后，经历朝历代的多次整治和疏浚，形成了集灌溉、防洪、运输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水上大动脉。在越国有了杭甬运河前身的基础上，晋人沟通了姚江与萧绍平原河道的联系，使它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秦统一中国后，对沟通钱塘江和长江的河道作了整治，初步奠定了江南运河浙境段的基本走向。隋炀帝对它也作了整治。唐朝中叶，曾多次对杭甬运河进行疏通、深挖和修筑，并对两岸平原河渠作了整治，便利了灌溉和航运。南宋时，历时近一个世纪，对其全线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疏浚，通航状况又有很大改善。清康熙年间，在杭甬运河上大规模修筑了运道和河堤，方便了运河沿线的水路交通。
运河两岸，山川秀丽，人才辈出，古迹荟萃。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杰出代表，以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等为代表的大家蜚声中外。有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文化，以它山堰为代表的水利文化，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文化，以保国寺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天童寺、阿育王寺为代表的佛教文化，还有运河畔的爱情圣殿——梁祝文化公园。招宝山留下了戚继光、林则徐等众多民族英雄的史迹。
大运河充当中国漕运的重要通道历时1200多年。清代中叶后，山东北运河淤塞。道光五年（1825年）江南粮米便改由海运至天津，再转北京。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大运河就逐渐湮废。到1949年前山东境内河段和中运河已不能通航。里运河水位不稳，时常决堤成灾。1949年后对里运河进行了全面整治，兴建船闸和节制闸，并开辟新河道使河湖分开。在里运河的南段开辟瓦铺至六圩港间的入江新航道，缩短了与江南运河间的航程。中运河也经过拓浚和改建。为便利徐州煤炭南运，沿微山湖西侧辟了新航道。江南运河原由镇江市区入江，由于河道狭窄淤浅，已改由谏壁口入江，在谏壁建有大型船闸控制水位。京杭大运河作为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历史上曾起过“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的巨大作用。运河的通航，促进了沿岸城市的迅速发展。
在大运河成为漕运的主体水道之后，漕运借助大运河沟通南北的便捷条件，将漕粮转运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成为王朝调剂物资、制衡社会的有力手段。尤其是在明清两代，漕运的社会历史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75][105]
漕运始终是维系历代中央政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后，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状况，漕运对于各王朝的政治、军事意义更加突出。朝廷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南粮北运，漕粮几乎供应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并极大地支撑着整个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漕粮成为支撑王朝军事体系的重要物质力量，历代分布各地的庞大地方驻军、漫长边境线上的防御与进攻、四方征讨的各种战事，许多都是以漕运作为强大物质后盾的。宋人张方平曾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张方平：《乐全集》卷23《论京师储军事》，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商务印书馆）[75][105]
漕粮征派的重点地区，多为农业生产的发达之区；而应漕运之需所进行的水利开发，在一些地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水利的发展。漕运对于商业经济的促动作用尤其突出。漕运极大地促进了商品流通，唐宋以降，漕运中出现附载私货的现象，到了明清时期，朝廷开始认同这一现象，并制定相关政策予以规范。尤其是清代，对于漕运人员附载“土宜”的数量限制不断放宽，如康熙年间，准许每只漕船附带“土宜”60石，雍正年间，在此基础上加增40石，一年之后，又进一步加增，至每只漕船准许附带“土宜”126石。回空船只捎带北方货物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大运河上年复一年的大规模漕运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商品流通。[75]
漕运对城镇盛衰的影响最为明显，尤其是运河沿线的城镇。一方面，随着运河的开通和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一大批城镇随之兴起;另一方面，运河漕运的日趋频繁，以及它所带来的大量商品和贸易机会，极大地吸引了各地商人小贩及其他各类“趁食”者的汇集，运河沿线城镇的繁荣也成为自然的事情。明清时期，运河沿线的临清、济宁、淮安、扬州等，虽然不能说完全是因为漕运而兴盛，但漕运的北上南下，以及它所促成的贸易机会，一定是这些城镇繁盛的主要原因。漕运带来的交通便利与商品流动，城镇的日趋兴盛，促成了运河沿岸市场网络的形成。运河一线城镇的兴衰，多与运河的流畅与否、漕运的正常与否紧密关联。漕运盛，则运河旺，运河城镇也随之兴旺发达。近代以后，运河漕运逐渐衰败，运河运输功能日弱，运河沿岸城镇随之衰落。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漕运、运河、城镇之间的依存关系。[75]
随着制度的完善和规模的扩大，漕运逐渐突破其早期以政治功能为主体的窠臼，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功能，成为维护王朝稳定和制衡社会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古代社会中后期，统治者熟练而频繁地利用漕运进行社会制衡与调控，消弭诸如重赋、灾祸以及物价波动等造成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其突出的社会功能有二:一是籴与粜，一是赈济灾荒。唐宋时期，和籴已发展成为一种完善的制度，主要用以调节各地区由于丰歉等造成的收入、上供及粮食市场价格的不平衡。其中，宋代和籴完全是通过漕粮来实施的。明清两代王朝，着力于漕粮在平粜方面的运用，成效突出。与唐宋不同的是，明清时期的平粜，主要是为了缓解粮食生产、灾害等因素对市场造成的冲击，完全是从调节市场、平抑物价出发。运用漕粮赈济灾荒，自秦汉始就已不乏成功案例。迄至明清，已成为朝廷的一项惯常举措。[75]
大运河漕运毕竟是专制集权政治的产物，具有这种体制中的诸多劣根性；更为重要的是，漕运也是封建王朝攫取天下财富的手段之一，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当中国步入近代社会后，漕运便在社会的巨变中走向消亡。[75]
和其他省份部分河道淤塞、停用等情况不同，元朝京杭大运河江苏段保存基本完好，还在发挥作用。京杭运河江苏段全长683公里，是京杭大运河航运价值最高的水道，以长江为界分为苏南运河和苏北运河。苏南运河是大宗建材等物资的主要运输通道。苏北运河则是国家北煤南运的黄金水道，如今每年货运量已接近1.2亿吨，其中煤炭运量达到7300万吨。苏北运河与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输水河道基本重合。[76]
通惠运河。由于清末实行“停漕改折”政策和20世纪以来铁路、公路交通发展，货物转为陆运，加之水源不足，航道失修,至50年代初期，仅有少量船只作间歇性通航。该河主要用作北京市排水河道，已不能通航。[77]
北运河。长约180公里,集水面积5.11万平方公里，由天津注入海河。除屈家店至天津段15公里可供小船作季节性通航外，其余河道均不能通航。[77]
南运河。又名御河，长414公里。四女寺至临清段称卫运河,长94公里。天津至四女寺段航道窄狭弯曲，底宽15～30米，水深约1米，建有杨柳青、独流、北陈屯、安陵4座船闸，可通航100吨级船舶。由于上游水库拦蓄，两岸农田灌溉，加之年久失修，现已处于断航状态。卫运河底宽30米，水深约1米，建有四女寺、祝宫屯船闸，可通航100吨级船舶。由于上游岳城水库蓄水，截走水源，尤当卫运河扩大治理后，航道情况骤然恶化。[77]
鲁北运河。也称位山、临清运河，原河段已淤塞。1958年另选新线，长104公里，但未开挖。1960～1968年，根据引黄输水要求，开挖了周店至尚店76公里渠道，两头河段尚未开挖。[77]
鲁南运河。国那里至梁山段称东平湖湖西航道，长20公里，1968年虽经疏浚整治，但河道严重淤积，水深不足，尚不能通航。梁山至南旺段长33.8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0.5米，每年可通航6个月，为季节性航道。南旺至济宁段长27.1公里，底宽15米，枯水期水深0.5米，每年仅通航6个月，为季节性航道。济宁至二级坝段长78.1公里，航道顺直，枯水期水深1米以上，底宽50米，可通航100吨级船舶。[77]
中运河。二级坝至大王庙段原来是走韩庄、台儿庄一线。1958年在江苏省境内新辟南四湖湖西航道及不牢河河段，使河道经徐州市北郊通过，至大王庙与中运河汇合。大王庙至淮阴段仍循原来河道南下，长163公里。徐州以下河段，经近年分段拓宽，航道一般底宽45～60米，水深3米以上，已可通航500～700吨级以上拖带船队。是为徐州煤炭南运主要线路。[77]
里运河。全长169公里，其入江口原在瓜洲,1958年改至六圩入江。近年屡经整治，航道底宽一般达70米,水深3米以上，可通航1000吨级拖带船队。年运货量1500万吨左右。[77]
江南运河。自长江南岸谏壁口经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平望至杭州。其中，平望至杭州有3条航线，即东、中、西线，如以东线计算,全长323.8公里，大部分底宽20米，水深2米,一般可通航40～100吨级船舶,年货运量达1600余万吨。[7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整修，使其重新发挥航运、灌溉、防洪和排涝的多种作用。1988年底建成的京杭运河和钱塘江沟通工程已将江、河、海衔接起来，构成了以杭州为中心的、以京杭运河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钱塘江五大水系相连通的水运网。[77]
绍兴段是浙东运河的中段。2008年，绍兴投资巨额资金对环城河、运河园等进行整治改造。绍兴市水利局副局长邱志荣坦言，一些古桥、古纤道、闸、坝仍然年久失修，部分河道淤积，需尽快解决。[78]
在北方，运河北京段的保护现状也不乐观，当地运河均已丧失原有漕运功能。闸、仓库、码头等遗产功能已经完全丧失，只有部分桥梁仍保持着通行功能。而运河天津段，不少河段还水量不足，不少桥梁没有达到净空标准，恢复通航难度较大。[78]
河南有7处运河遗产，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堙没千年后，经过近几年的考古发掘才重见天日，土遗址脆弱，受风雨侵蚀后容易风化、垮塌和剥蚀，而通济渠遗址和永济渠滑浚段虽不再通航，但也担负着防汛、排涝、浇灌等功能，水质控制和环境控制的压力很大。[78]
在北京通州通惠河流域,大运河森林公园成为当地人周末休闲的好去处。当地花了不少精力进行整修，尤其是大运河遗产小道，由柏油路、木栈道等组成，几乎见不到垃圾。[79]
天津市区的运河也非常漂亮，位于市中心的三岔河一带风光旖旎，不少市民沿河垂钓。运河旅游也很火热。天津在此段运河两端拦坝蓄水，为市民创造了这片充满魅力的水域。[79]
在通州张家湾地区，大运河支线河水发黑、发臭，两岸成为垃圾场。河北青县马厂段运河，河道相对比较干净，但水源不足，水草滋生。而距此不远的盘古沟是大运河的相通河道，河岸却沦为垃圾场。[79]
位于沧州市捷地镇水利枢纽上的一段运河由河北省南运河河务管理处负责管理，已经辟为A级景区，但其中一段因毗邻村庄，成为村民倾倒垃圾的地方。[79]
2007年9月，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启动。2008年3月，邯郸市成为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33个联盟城市之一。大运河邯郸段是中国古代运河的肇始地之一。
经考古调查统计，大运河邯郸遗存丰富，全长141．8公里，流域面积701．5平方公里，是中国大运河中段重要流域，并保存大量与运河有关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曙光表示，未来大运河的保护、管理与利用，核心的问题是做好“整体保护”和“合理利用”两篇文章。“整体保护”应该把那些自身价值非常突出但又未列入世遗清单的运河遗产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而“合理利用”则要围绕服务和改善民生的目标，把活态的、静态的运河遗产的价值发挥与具体的宣传、展示措施相结合。[78]
2016年12月30日，京杭运河浙江段三级航道整治工程（杭州段）在余杭塘栖举行开工仪式。整治工程主要由“四改三”（即原有的四级航道改造成三级航道）段和二通道新开挖段组成。工程建成后，京杭运河航道等级将达到三级，千吨级船舶可从山东直达杭州，浙北、浙东及浙中西部的航道完全贯通成高等级内河水运网，嘉兴、杭州、绍兴等杭州湾地区会连成一片。大吨位船舶可改走八堡船闸，三堡船闸“船等闸”将成为历史。除了“四改三”，这次工程还有一段新开挖的“二通道”。杭州二通道段是整个项目建设的重中之重，陆地开挖用地需求大、投资高，且涉及杭州嘉兴界河、老沪杭铁路桥改造、水系调整等复杂问题，作为全线的控制性工程，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十分紧迫。从“航运”角度来说，二通道的建设将大幅提升通航等级和运能。京杭运河杭州段是浙北航道网、钱塘江、杭甬运河的大枢纽、大节点。2014年杭州市河段运量严重饱和，三堡船闸完成过闸量5300多万吨，是设计能力（1500万吨）的3.5倍，导致堵航严重（平均2—3天，最长超过1周）。随着钱塘江中上游航运开发和杭甬运河货运量持续增长，预计杭州市河段2020年运量将再增加2000万吨。二通道的建设，可以彻底解决杭州市内河运输瓶颈，满足未来水运发展的需要。从“排涝”功能来说，二通道也是杭嘉湖水利南排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排洪流量200立方米/秒，建成后将大大增强区域防洪行洪排涝能力，增加水体自净能力和水环境容量，实现水资源的综合利用。除此之外，二通道市区段建成后，也能提升旅游业的发展。
整个大运河，除北京到天津、临清到黄河两段，其馀河段均已通航。正在规划的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实施后，大运河将是重要的输水线路。已建成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和7个设在大运河上的梯级抽水站等配套工程，已能北调江水至陇海铁路沿线；在江淮地区暴雨形成洪涝时，也能通过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及时排涝入江，保证里下河地区66万多公顷农田稳产丰收。随着中国大陆旅游业的发展，大运河还将成为重要旅游路线。现已开辟苏州至杭州200多公里的大运河旅游业务。
2014年0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80]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包括河道遗产27段，总长度1011公里，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遗产类型包括闸、堤、坝、桥、水城门、纤道、码头、险工等运河水工遗存，以及仓窖、衙署、驿站、行宫、会馆、钞关等大运河的配套设施和管理设施，和一部分与大运河文化意义密切相关的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等。这些遗产分布在2个直辖市、6个省、25个地级市，遗产区总面积为20819公顷，缓冲区总面积为54263公顷[2-3][80-81]
大运河江苏段被纳入首批申遗范围的遗产点有，清口枢纽、双金闸、清江大闸、洪泽湖大堤、总督漕运公署遗址、淮扬运河扬州段、刘堡减水闸、盂城驿、邵伯古堤、邵伯码头、瘦西湖、天宁寺行宫、个园、汪鲁门宅、盐宗庙、卢绍绪宅、江南运河常州城区段、江南运河无锡城区段、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江南运河苏州段、盘门、宝带桥、山塘河历史文化街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吴江古纤道、中河宿迁段、龙王庙行宫。[2]
大运河山东段被纳入首批申遗范围的遗产点共15处，包括临清运河钞关、阳谷古闸群（荆门上闸、荆门下闸、阿城上闸、阿城下闸）、戴村坝、邢通斗门、徐建口斗门、十里闸、柳林闸、寺前铺闸、南旺枢纽、南旺分水龙王庙遗址、运河砖砌河堤和利建闸。[80]
2021年10月12日，大运河：路县故城遗址、大名府故城、大运河南旺枢纽、河道总督署遗址、板闸遗址、回洛仓遗址、含嘉仓遗址、州桥遗址、荥阳故城（含古荥冶铁遗址）、柳孜遗址等入选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84]
截至2022年8月，近一年来，大运河北京段沿线七区共实施各类文物保护工程126项。万寿寺东路考古新发现建筑遗存，进行了保护和环境整治。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在前期文物腾退、村庄搬迁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环境整治、修缮保护、资源数字化及档案管理等工作，将于今年10月左右正式开放。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正式定名，2023年底向公众开放。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一期建设顺利完成，正在开展二期绿化工程；路县故城保护展示工程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预计2024年实现开馆。[86]
2022年12月1日，天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京津冀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决定》。同一时间，北京市与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也都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京津冀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决定。三地《决定》均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共同加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进一步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87]
2021年以来，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在大运河北京段沿线七区共开展考古发掘项目102项，发掘面积约10万平方米。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及其周边的考古工作廓清了路县故城南城门的形制和保存状况；考古工作人员清理出一定数量的东汉时期的木、竹简牍，这在北京地区汉代遗址考古中属于首次发现。[86]
2021年7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相关部门编制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十四五”实施方案》正式对外发布。[82]
2021年8月，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整合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文物和文化资源，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珠串线、线带面”的思路优化总体功能布局，深入阐释大运河文化价值，大力弘扬大运河时代精神，加大管控保护力度，加强主题展示功能，促进文旅融合带动，提升传统利用水平，推进实施重点工程，着力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新时代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83]
2022年11月25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京津冀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决定》已由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