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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南渡后，司马睿在南北世家大族支持下建立政权。[24]曾多次北伐，但由于内部不和，除刘裕外，皆以失败告终。祖逖有望恢复旧土，被司马睿挟制。[34]桓温北伐则先后被前秦东海王苻雄、前燕吴王慕容垂击败。383年，前秦宣昭帝苻坚南侵，东晋宰相谢安力主抗击，派谢石、谢玄在淝水之战大获全胜，南北分立从此而成。后有桓玄叛乱，自立为帝，最终为刘裕所平，拥恭帝，大权旁落。420年，刘裕废晋恭帝，建立刘宋，再加上北方的北魏统一，中国进入南北朝。
东晋司马氏在政治上威望不高，朝廷由世族把持，先是琅琊王氏王导、王敦，后又有陈郡谢氏谢安、谢玄等。世家大族中有南下的王、谢、袁、萧等侨姓士族，和本身居于江南的朱、张、顾、陆等吴姓士族。但世家大族并不真正忠于司马氏，他们本身都拥有大量田地和部曲，有实力抗衡司马氏。[35]最初有王导主持大局，拉拢江南士族和安排从中原南下的士族，以司马家族作为共同拥戴的对象。[9]东晋得以稳定，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3]。但晋元帝以后则内乱频生，如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后期又有孙恩、卢循之乱等。
造船业是东晋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造船规模和技术有明显提高。此外，纺织业、青瓷业、金银制造业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制作精巧，品种繁多，工艺水平较高。[25]
- 中文名
- 晋
- 外文名
- The Tsin Dynasty
- 别 名
- 东晋、中晋
- 时间范围
- 317年 至 420年
目录
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政权形式的时间实际是在311年，当时西晋处于崩溃边缘，但没有明确灭亡。东晋建立的时间一般被视为司马睿称帝的时间，东晋政权维持了长期的偏安统治，疆域大体上局限于淮河、长江流域以南。相应地，北方基本处于分裂状态，先后出现了16个“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18]的国，故将该时期泛称为十六国或者五胡十六国，而与东晋合称即所谓东晋十六国。[19][34]东晋与之前的孙吴以及其后的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合称为六朝。
永嘉元年（307年）八王之乱后，司马睿听从王导建议迁镇到建康。南迁后王导以“镇之以静，群情自安”[2]政策稳定政权，他藉由当地名士顾荣、贺偱为引，进而获得吴姓世族的拥护。而后大量北方世族及皇族衣冠南渡，在王导号召下共同支持司马睿，使得江南诸州次第归附，东晋得以偏安。
建兴五年（317年）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建康重建晋廷，为晋元帝，史称东晋。但晋廷稳定后大量引用侨姓世族（原北方世族），压抑吴姓世族。使周玘等吴姓世族不满，有意叛变，但事洩未果，周玘忧郁而死。其子周勰继之，意图叛变，其叔周札洩密而未果。而后晋室分化周沈二氏，使其先后崩溃，并将亲晋的朱张顾陆四氏递升。然而，由于侨姓世族持续侵犯江南经济并打压南方世族入仕朝廷，使得侨吴世族在政治及经济上的冲突仍在。加上世族对寒族歧视、与朝廷分庭抗礼；中央与方镇对立及野心家的崛起，使得东晋一朝始终动荡不安。
因为北方外患威胁仍在，东晋朝廷赖世族及方镇的支持以稳定局势，这使得不少实力派世族意图叛变，夺取政权。当时晋元帝倚重王氏，任王导丞相、王敦专政军事，时称“王与马，共天下”[3]。王敦素来桀傲，有意控制朝廷，晋元帝为了抑制王氏权势，以刘隗、刁协、戴渊等人牵制，并防御京师。王敦万份怨恨，于322年发兵，攻陷建康。刁协等人被杀，史称王敦之乱。晋元帝备受恐惧，忧愤而死，太子绍继位，是为晋明帝。当时王敦欲篡位，移镇姑孰（今安徽省当涂县），但于324年病危。晋明帝下令讨伐，平乱成功，由于王导未附逆，所以王氏仍受晋室重用。
太宁三年（325年）晋明帝去世，太子衍继立，是为晋成帝。由王导及外戚庾亮辅政。当时军事重镇分由陶侃镇守荆襄地区及由苏峻及祖约等镇守淮南地区。陶侃怀疑因为庾亮的干预，使得未能辅政而感到不满。庾亮为了提防陶侃，任温峤镇守武昌。由于苏峻及祖约对庾亮巩固中央的政策感到不满，于327年反叛。次年苏祖联军攻陷京师，胁持晋成帝，庾亮逃至寻阳（今九江市），史称苏峻之乱。此时陶侃观望，经温峤力劝之下决定讨伐苏峻。苏峻迎战阵亡，329年陶温联军收复京师，平乱成功。事后庾亮请罪，外调镇芜湖，朝廷由王导执政。
东晋本身并没有强大的实力，主要是凭着长江天险，偏安江南；及依靠丞相王导号召南迁避难的中原士族。王导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做属官，并联合南方大族，取得他们的支持。不过，南北大族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内乱频生，导致东晋政权并不稳定。[4]
自晋怀帝从祖弟琅琊王司马睿迁镇建康后起，王氏—司马睿政治集团开始对中原播乱的京都洛阳及长安流亡政权作壁上观，表现出极度消极的小富即安的心理。曾参与、目睹八王之乱权利分配的王马集团，多少延续着各王角逐权利的争斗，实际上深受原东海王势力影响的司马睿也不可能会祛除司马氏唯权是图、不顾手足的阴暗心理，以此主观上了决定琅琊王勤王中原、关中的虚伪性。司马氏、王氏尚未立威信原东吴士族，客观上决定该集团也不可能尽心尽力地发兵中原与匈奴汉军交战，何况有冒险之虞，所以表现为偷安于江东。
南方地势险要，有长江天险，易守难攻，十分易于防守，有战略的优势。自淝水之战胜利后，南北的局势稳定，南北疆界大致以长江为分界线。南方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商贸频繁，商品经济发达，有利于增加国库的收入。
西晋灭吴国后，南方士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陆机荐贺循表里云：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南方士族对中原士族的独霸仕途，当然不能满意。王导想在吴国旧境内建立以中原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士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晋元帝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大半年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很担心，和从兄王敦商议，替晋元帝制造威望。一个节日，王导请晋元帝坐肩舆出巡，王敦王导和北方名士都骑马随从，显出晋元帝的尊严。南方士族顾荣等在门隙窥看，大惊，相率到路旁拜见。王导对晋元帝说，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领，招这两人来任职，其余士人自然都来了。晋元帝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晋元帝。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6]
士族间必须说洛阳话，通婚姻必须严格衡量门第的高低。王导为联络南方士族，常常说吴语。北方士族骄傲自大，说王导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辞谢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例。北方士族轻视吴语，实际就是轻视南方士族，南方士族拒绝和北方士族通婚，表面上是谦逊，实际也是轻视北方士族。陆玩曾在王导家食酪得病，写信给王导说，我虽是吴人，却几乎做了伧（音仓cāng南人轻视北人的称呼）鬼。这都说明南北士族的界限很分明，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比南方士族高，南方士族并不心服。义兴郡强族周玘，因被北士轻侮，准备起兵杀诸执政，以南士代北士。阴谋败露后，忧愤发病，死时嘱咐儿子周勰说，我是被那伙伧子气死的，你能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集合一些怨恨北士的豪强，谋起兵攻王导、刁协等。事败后，王导因周氏强盛，不敢追究。在晋元帝即帝位以前，王导的政治措施，主要是在争取南北士族间相对的平衡，由于王导的忍让，基本上是成功了。[6]
王导在政治上取得这些成功，关键在于给士族安排了经济上的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陆氏，义兴郡周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王导定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郡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同时流亡士族保持原来的籍贯，凭借势力在寄居地依然奴役从北方流亡来的民众，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职，当然又是流亡士族的出路。所以，侨寄法虽然是紊乱行政系统、加深人民穷困的恶劣制度，但对东晋政权说来，却是安置流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间矛盾的重要措施。[6]
参见：王敦之乱
晋元帝只想做个偏安的皇帝，王导也只想建立一个王氏当权的小朝廷，他们的目光专注在江东内部的权利分配上，从来不作北伐的准备，而且还反对有人主张北伐。晋元帝将要称帝，周嵩上书劝他整军讲武，收复失地，那时候称皇帝不算迟。周嵩说忠直话，几乎被杀死。熊远要求朝廷改正过失，说不能遣军北伐是一失，朝官们忘记国耻，以游戏酒食为正务是二失。熊远说忠直话，掉了京官出去做地方官。谁主张北伐，谁就被排斥，至于实行北伐的祖逖，当然要遭到冷酷的对待。祖逖是当时最识大体最有才能的杰出人物。中原大乱，祖逖率亲友数百家来投晋元帝，要求率兵北伐。[6]
313年，晋元帝给他豫州刺史名义，又给一千人的食粮和三千匹布，叫他自己去募兵、造兵器。祖逖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在淮阴铸造兵器，募兵得二千余人。祖逖军纪律严明，得广大民众的爱护，屡次击败石勒军，收复黄河以南全部土地。晋元帝给祖逖镇西将军的称号。321年，祖逖准备渡黄河击石勒，收复河北。晋元帝却派仅有虚名的戴渊做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真正出征的祖逖官职是镇守；根本不出征的戴渊官职是出征，而且祖逖已收复的和未收复的州，都归戴渊统辖，这显然是不信任祖逖的表示。当时王敦和晋元帝对抗，东晋内乱势必爆发，祖逖感到前途无望，忧愤成病，就在这一年死去了。晋元帝深怕臣下在北伐中立功，建立起崇高的威望，对自己的帝位不利，却不想想专和臣下在内部计较权利，自己原来就很有限的一些威望将愈益缩小，对帝位的保持更加不利。格言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晋元帝正是这样的一个庸人。[6]
晋元帝登帝位后，不满意王氏的骄横，想削弱王氏势力。他引用善于奉迎的刘隗、酗酒放肆的刁协作心腹，暗中作军事布置。王导被疏远，仍能保持常态，士族一般都同情他，刘隗、刁协反陷于孤立。王敦本来是个野心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阴谋篡夺。祖逖死后，王敦更无忌惮。322年，王敦在武昌起兵反晋，刘隗等人战败，王敦攻入建康。王导和朝官们消极抵抗，王敦无法实现他的篡夺野心，只好退回武昌。323年，晋元帝忧愤病死，晋明帝继位，王导辅政。王敦老迈已无野心，然部署皆以为有机可乘，加紧谋夺帝位。324年，晋明帝乘王敦病重，发兵谋讨王敦，王敦部署战败，王敦不服，带病领兵来攻建康，被晋军击败。王敦病死，谋夺帝位的战争告一结束。[6]
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室和几个强大士族之间的矛盾。帝室如果安分享受尊荣，不干涉强大族的权利，那么，各种势力相对平衡，政治上呈现正常的局面。反之，帝室企图增强自己的权力，因而引起强大族的不满，野心家便乘机而起，要篡夺司马氏的帝位。归根还是那些强大族保护帝室，推翻野心家，使势力又趋于平衡。晋元帝信任刘隗、刁协，并且用南方士族戴渊作将军，这是和王氏势力不相容的。王导认为佞臣扰乱朝纲，同意王敦来杀逐这些人。这些人被杀逐以后，帝室势力退缩回去，王敦还想篡夺，王导便宣称“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7]，表示坚决的反对态度来维持帝室。[6]东晋朝在399年孙卢之乱以前，重大政治事件的演变，本质上无非是这个主要矛盾在反复表现。
晋元帝晋明帝在位共九年（317年—325年），在上述情况下，东晋朝算是确立起来了。自晋成帝至晋安帝隆安三年民变，共七十四年（326年—399年），情况同开始的九年区别不大，东晋朝也就像开始的九年那样安而复危，危而复安地持续着。[6]
王导保持安的方法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2]。就是让有势力的大族在相互牵制下，以民众为牺牲，各自满足他们的要求，朝廷不加干涉也不加抑扬。他晚年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的确，东晋是靠糊涂来求安静的。晋成帝时，外戚庾亮当权。庾亮想振作帝室，排斥王导，疑忌上游重镇荆州刺史陶侃，任意杀逐大臣，引起各势力间的不安。327年，野心家历阳（今安徽省和县）镇将苏峻、寿春（后改称寿阳，今安徽省寿县）镇将祖约以杀庾亮为名，率叛军攻入建康。幸得陶侃、温峤起兵救援，329年，击破苏峻祖约军。王导又执政，东晋朝又算危而复安。庾氏势力不得专擅朝政，转移到上游，宣称以北伐中原为己任，企图建立起自己的根基。庾亮庾翼兄弟相继镇守武昌，占有了东晋朝重要领土的一半。345年，庾翼临死，让他的儿子继任，开藩镇世袭的恶例。东晋朝廷不允许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但用桓温去驱逐庾氏势力，东晋朝又出现篡夺事件。[6]
桓温是当时最有才干的野心家。他做了荆州刺史以后，积极对外发展。347年，桓温灭成汉国，收复蜀地，威名大振。东晋朝廷疑惧，引用虚名甚大的清谈家殷浩参与朝政，专和桓温作对。桓温伐前秦伐前燕，都遭致失败，损害了他的实力和威望，在王谢两大族抵制下，桓温篡夺的野心未能实现。373年，桓温死，东晋朝又算危而复安。[6]
桓温死后，谢安执朝政。桓温弟桓冲做荆州刺史，与谢安同心保护帝室。东晋朝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气象，是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大族间势力平衡的做法分不开的。谢安的做法是“镇之以和静”。383年，晋兵大破苻坚的南侵军。谢安乘前秦崩溃，使谢玄等率诸将北伐。384年，收复徐、兖、青、司、豫、梁六州。385年，猛将刘牢之进入河北名都邺。东晋朝建立以来，这是最大的一次战胜扩地。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内部和睦，有些力量可以对外。[6]
谢安立了大功，内部和睦状态又开始破坏。当时的皇帝是整天酒醉昏迷的晋孝武帝。他重用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也是一个整天昏醉的酒徒，引用一批奸人作爪牙，合力排斥谢安。385年，谢安病死，朝政全归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委任儿子司马元显当政。帝室间晋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兄弟争夺权力，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争夺权力，同时帝室与大族间也展开权力的争夺。398年，京口镇将王恭联络藩镇殷仲堪、桓玄、庾楷等起兵反帝室。王恭被杀，藩镇推桓温的儿子江州刺史桓玄为盟主，形成大族推翻帝室的中心力量。[6]
司马道子父子当权，贪污奢侈，政治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早在司马道子当权的初期，儒生范宁就说当时边境上没有战事，国家仓库却空匮无物，民众服徭役，一年里几乎没有三天的休息，生下儿子不能抚养，鳏夫寡妇不敢嫁娶。好比在着了火的柴草上睡觉，国家危亡就在眼前了。司马道子父子一伙人当权十多年，受尽苦难的东晋民众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恶政。北朝颜之推作《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谱》。晋孝武帝时，贾弼之广集百家谱记，朝廷派人帮助贾弼之撰定《十八州士族谱》，共一百帙，七百余卷。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代传谱学。贾氏《百家谱》抄本藏在官府中，有专人掌管，并且有专长谱学的人来辨别真伪，防止冒滥，如贾渊受伧人王泰宝的贿赂，冒入琅琊谱，经王晏揭发，贾希镜几乎被齐明帝杀死。这一百家人才是享受政治权利的士族，后来渡江的北方士族，被这百家人呼为伧，不得享受同等的权利。东晋政权主要是这一百家的政权，西晋士族的全部腐朽性，也主要由这百家移植到长江流域。[6]
依靠大族支持和民众容忍而存在的东晋，在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和民众起义反抗的情况下，不得不归于崩溃。东晋是门阀政治发展的鼎盛时期，皇权衰落。司马睿称帝有赖于南方官僚士族的拥戴，东晋政权建立之初，先后平息了王敦和苏峻之乱，统治趋于稳定。宗室、外戚和门阀大族王、谢、庾、桓先后共同支配着王朝政局。[6]
从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建立汉国，建兴四年（316年）灭掉西晋，到北魏太延五年（439年）鲜卑拓跋部统一北方，这130多年里北方各民族相互争战，先后建立了前赵（匈奴）、后赵（羯）、前燕（鲜卑）、前凉（汉）、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南凉（鲜卑）、西凉（汉）、北凉（卢水胡）、南燕（鲜卑）、北燕（汉）、夏（匈奴）等十五个政权，连同西南巴氐族建立的成汉，共十六国，和东晋汉族政权长期对峙，史称五胡十六国。
除十六国之外，还有汉人冉闵建立的魏、丁灵翟氏建立的魏、武都氐帅杨氏建立的仇池国、鲜卑慕容氏建立的西燕、鲜卑拓跋氏建立的代五个政权，总计先后建立了21个政权。上述政权中，后赵、前燕、前秦都曾占据过北方的大部分疆域。
东晋虽然偏安于江南，但在历代帝王在位的时候都希望收复北方的国土。从北方南迁的人民时常怀念家乡，因此一些有志之士多次进行北伐。其中以王、谢、桓、庾四大家族为主的门阀对北伐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由于世族已安居江南，南方丰富的资产使得重返北方的意愿不高。在东晋时曾进行过多次北伐，在其中也不乏名将的指挥。
东晋初期，朝廷采取以攻为守态度抵御北方。317年祖逖意图北伐，晋元帝只有给予少量军队，命他相机进取。他招募流民建立军队，并与当地坞堡合作，最后成功收复黄河以南领土，与石勒隔河相持。但由于东晋发生内乱，朝廷又担心他威望太高，于321年派戴渊为总督节制，以致收复河北的计划无疾而终，祖逖忧愤而死，失地得而复失。王敦因为祖逖去世而不必顾虑，之后遂叛变。祖逖军由其弟祖约率之，最后也随苏峻叛变。晋成帝时则由庾亮、庾翼兄弟主持北伐，他们以荆州为中心，意图发动北伐。但是因为朝廷抵制，所以没有实现。庾氏兄弟相继去世后，荆州刺史由桓温担任。他向往刘琨、陶侃事迹，以北伐为务。
349年石虎死，晋廷派褚裒北伐，失败。桓温多次希望北伐，晋廷不许，改以殷浩负责北伐。
352年殷浩联合羌将姚襄北伐前秦，被苻健击败。次年殷浩再度北伐，为姚襄所袭。
354年晋廷只好将桓温换上，由他掌握北伐大权。桓温先后发动三次北伐，同年2月伐前秦，但由于苻健采坚壁清野战术并打败晋军，最后桓温缺粮而撤退。
356年，桓温讨伐河南姚襄，击溃之并收复洛阳，修谒皇陵。
358年他建议迁都洛阳，但遭到世族反对做罢。等到晋哀帝及晋废帝（即司马奕）相继为帝之后，桓温已经控制朝廷。当时北方呈现前秦前燕两强局势，洛阳为前燕占领。桓温为了准备篡位，于369年讨伐前燕。当时燕军大败，晋军进驻枋头（今河南省浚县附近）与燕将慕容垂对峙。最后晋军缺粮而退，慕容垂率军追杀，晋军大败。
参见：淝水之战
370年前秦灭掉前燕后，前秦帝苻坚即有意灭东晋以统一天下。373年攻下东晋梁益二州。378年派苻丕围攻襄阳，朱序坚守，于隔年攻破，俘虏了朱序；又派彭超围攻彭城，却被谢玄率北府兵击败。382年吕光平定西域后，苻坚的目标指向东晋。隔年5月桓冲率10万军，意图夺回襄阳，苻坚派苻睿、慕容垂等人防御。8月苻坚认为时机已到，率举国之师南征东晋，兵分三路，声势浩大。他亲率步兵60万抵达项城，派苻融为先锋率27万兵攻打寿阳，梁成等人屯洛涧以控制淮河。晋廷震惊，谢安力持镇定，命谢石为前线大都督、谢玄为先锋，与谢琰、桓伊等人率8万北府兵北上救援。
383年10月秦军前锋攻陷寿阳后，苻坚赶往指挥，并派朱序向谢石诸将劝降。但朱序尽洩秦军虚实，并建议速战速决。11月谢玄派刘牢之率五千精兵攻破洛涧，晋军西行，与秦军对峙淝水。12月谢玄向苻坚建议后退决战。诸秦将认为阻敌淝水畔比较安全，但苻坚认为半渡而击可主动对决。当秦军后移时，晋军渡水突击，朱序于后军大喊秦军已败。此时秦军大乱，谢玄等人乘胜追击，秦军全面崩溃，苻融战死，苻坚中箭，孤身北返，后由慕容垂护送。此役晋军全面胜利，于东晋历史上意义非凡，史称淝水之战。
战后，谢安都督诸州军事，准备北伐支离破碎的前秦。384年谢安命谢玄、桓石虔率军北伐，谢玄等人自广陵北上，攻克鄄城、广固等地，并修建青州派（水利工程）以运送粮草。此役收复山东、河南一带，将领土划至黄河以南。荆州军也成功收复四川、襄阳一带。谢玄继续北上，前锋刘牢之一度打到邺城。但专政朝廷的司马道子忌讳谢氏功高，朝议“以徵役既久，宜置戍而还”，令谢玄回镇淮阴，最后北伐功败垂成。
淝水战后士族又象西晋那样建立起了自己的天堂。司马道子开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巨万”。其子司马元显“项敛无已”、“富过帝室”。（《会稽文孝王道子传》附《元显传》）其党王国宝“聚敛不知纪极”，后房妓妾竟“以百数，天下珍玩充满其室”（《晋书·王湛传》附《国宝传》）。这种人当政，只能是“官以贿迁，政刑谬乱”（《会稽文孝王道子传》），“鬻刑之货，自走权门，毒赋年滋，愁民岁广”（《晋书·孝武帝纪》史论）。[21]
参见：孙恩、卢循起义
东晋朝的崩溃，桓玄为盟主的诸藩镇，占据建康以西的州郡，朝廷政令只能施行在东方的会稽、临海、永嘉、东阳、新安、吴县、吴兴、义兴八郡，一切残酷的剥削自然也集中在八郡民众的身上。司马元显为防御王恭等人的进攻，调东方诸郡“免奴为客”人集合建康充当兵役，号称“乐属”。这又引起地主和佃客的怨恨。[6]
五斗米道徒士族孙恩乘民心骚动，399年，从海岛率徒党百余人攻破上虞县，又攻破会稽郡，部众骤增至数万人。其余七郡同时起事，攻杀晋官吏、响应孙恩，不到十天，孙恩有众数十万人。孙恩的徒党号称“长生人”，是一群奉五斗米道的亡命无赖。孙恩和这群人专事屠杀掳掠，破坏不遗余力。会稽是王羲之谢安等北方士族聚居的名郡，吴郡、吴兴是南方士族的中心居地，这三郡号称三吴，是东晋朝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当然，士族所在地的民众，受士族的压迫是说不尽的，对士族的仇恨自然也是难以抑制的，愚蠢而疯狂的野心家孙恩等人利用民众的积怒，纵徒党杀人，甚至婴儿也不能免死。[4][6]
晋将谢琰刘牢之率兵来攻，孙恩徒党在诸郡烧仓库，毁房屋，塞水井，砍林木，掳掠妇女财物，都逃到会稽郡来。谢琰收复义兴吴兴两郡，刘牢之收复吴郡，进军到浙江边。孙恩起初听说诸郡响应，对徒党们说，天下没事了，我带你们到建康享福去。后来听说刘牢之到了浙江边，对徒众们说，我割据浙江东部，还可以做个越王勾践。等到刘牢之军渡过浙江，孙恩对徒众们说，我是不以逃走为羞耻的。孙恩掳男女二十余万人逃往海岛。此后孙恩连年从海路入寇。401年，孙恩率舟师十余万人自海路突袭京口，逼近建康，司马道子惊骇，不知所措，赖刘牢之部将刘裕奋勇进击，大破孙恩军。刘牢之等援军赶到建康，孙恩屡次战败，又逃入海岛。402年，孙恩入寇临海郡，被晋兵击败。孙恩穷困投海自杀，徒党和妓妾说他成了水仙，跟着投水的多至百余人。被孙恩掳去的二十余万人，三四年间，不是战死溺死，便是被贩卖作奴隶，到孙恩死时只剩下数千人。孙恩连年从海岛入寇，前后数十战，又杀死民众数万人。[6]
京口是从北方各地流亡来的士族和民众聚居的地方，号称北府，与历阳同为扬州重镇。居民风俗强悍，敢于从军。谢安辅政，举谢玄为将。谢玄在京口募兵，得勇士刘牢之等人。刘牢之常领精锐当前锋，战无不胜，号称北府兵。淝水大战，苻坚军崩溃，晋军前锋五千人，就是刘牢之统率的北府兵。399年，刘牢之击孙恩，刘裕在刘牢之部下当小军官，勇悍善战，屡立大功。刘牢之部下诸将，抢掠财物，比盗贼更凶，独刘裕约束部属，纪律严明，大得民心。从此，刘裕成为北府兵的著名将领，击灭孙恩卢循，主要是刘裕的功绩。[6]
孙恩死后，余众推卢循为首领，被刘裕追击，泛海逃走。404年，卢循攻陷广州，以后连年入寇，410年，率兵十余万逼近建康，被刘裕击败，卢循逃到交州。411年，交州刺史杜慧度击杀卢循。孙恩在败逃入海以前，多少还算是率领农民起义，卢循则完全是五斗米道作乱。[6]
正当东晋朝全力攻击孙恩的时候，桓玄乘机吞并上游诸藩镇，占有东晋三分之二的土地。三吴破败，东晋朝失去了依靠，成为仅有空名的朝廷。桓玄认为灭晋称帝的机会到了，与孙恩军逼近建康同时，桓玄在江陵聚众，谋夺取建康。402年，司马元显发兵要进攻桓玄，桓玄军却顺流而下，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政权全归桓玄。404年，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皇帝，国号楚。[6]
孙恩乱后，东方诸郡大饥，一向腐朽的士族中人，这时候披着精制的罗衣，抱着心爱的金玉，关着大门整家整家地饿死。他们连掘些草根充饥的本领也没有，当然不会有人起来和桓玄争夺帝位。但是，桓玄也是腐朽已极的一人，他不可能维持既得的地位，当时存在着一个能够消灭桓族势力的人物刘裕。[6]
404年，刘裕在京口约集失意士人密谋攻桓玄，被众推为盟主。刘裕击败桓玄，掌握东晋政权。
刘裕灭桓氏后，要取消司马氏皇帝的名号，还必须自己先取得更高的威望。因此，刘裕为灭晋而进行北伐。同时也为消灭国内割据势力而进行统一战争。晋朝政权。后来积累战功，打下帝业基础，和晋元帝依靠大族推戴的情形完全不同。[6]
409年，刘裕攻南燕。410年，破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省益都县），灭南燕，收复青州。卢循乘刘裕北伐，率军向建康进攻，刘裕亲率精兵回建康，击败卢循。411年，收复广州。412年，攻破江陵城，杀割据者刘毅。413年，刘裕遣将军朱龄石收复成都，杀割据者谯纵。415年，刘裕遣将军王镇恶攻克襄阳，驱逐割据者司马休之。东晋境内在刘裕势力下全部统一了。416年，刘裕率将军王镇恶、檀道济、沈田子等分五路，水陆并进，攻后秦国，沿途收复滑台（今河南省滑县）、许昌、洛阳等重镇。417年，刘裕军攻破长安，灭后秦国。
刘裕出关回彭城，留守军内乱，418年，关中被赫连勃勃夺去。这次北伐，胜利是巨大的，关中虽失去，自潼关东至青州，却成为宋朝的疆土。后来宋魏间战争，多在这些土地上进行，使长江流域得到较为长期的安静。东晋初，设立侨郡县，凭空增添官职，用以安置流亡士族。413年，刘裕实行土断法，令北方流亡来的士民，就所居地作为土著，与南方土著同等待遇。许多侨郡县从此省去，有利于行政统一和节省开支。[6]
东晋朝重要地区用大族作镇将，因而形成割据的局面。刘裕改用皇子作镇将，特别是荆州江州两镇，所统兵甲占全国兵甲的半数，更非选皇子不可，从此建康朝廷不再受大族重镇的威胁。
刘裕完成了上述军事上政治上的措施，东晋朝显然再没有存在的余地了。420年刘裕废晋恭帝自立，建国宋，史称南朝宋，是为宋武帝，东晋至此灭亡[8]。439年北魏统一华北后，至此进入南北朝时期。
刘裕所创的宋朝，皇帝独掌大权，主要辅佐，多选用寒门，原来的高门大族，只能做名大权小的官员，难得皇帝的信任。削弱士族的政治势力，实行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宋朝国内的统一程度远非强藩割据的东晋朝所能比拟，政权大大增强了。当时鲜卑拓跋部统一黄河流域，出现强大的魏国，如果没有统一的汉族政权，鲜卑人几次大举南侵，很有可能并吞长江流域，摧残发展中的经济和文化。所以，刘裕消灭纪纲不立、豪强横行的东晋朝，建立起比较有力的宋朝，对汉族历史是一个大的贡献。[6]
东晋政区随其疆域的变化而有增减。由于外族入侵与晋军北伐，北疆时常变动；四川先后出现成汉、谯蜀等国；东南疆域大致固定。晋元帝时期，石勒入侵，北疆只剩淮南江陵一带。成汉占据四川，于347年被桓温灭。桓温发动三次北伐，一度收复山东及河南地区，后败于前燕而止。前秦屡次入侵东晋领土，此时东晋仅剩扬、荆、江、广、交、豫、徐、兖、益、宁七州，及兖、青、冀、司、幽、并、益等侨州，共十五州。383年淝水之战，前秦惨败。隔年谢玄北伐，成功收复黄河、秦岭以南地区。之后东晋内乱，桓玄篡位，谯蜀独立，疆域萎缩。刘裕崛起后攻灭谯蜀并发动两次北伐，收复四川、山东、河南及关中地区。然而刘裕因故返京，将领内乱，夏人入侵，关中得而复失。此时东晋领有扬、北徐、豫、江、北青、司、荆、北雍、东益、宁、交、广、北并、北冀、梁、徐、北兖等十七州，及幽、冀、东秦、青、并、兖、秦、雍等侨州，共二十五州。
东晋政区袭承西晋，也是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但是其州郡越分越多，辖区缩小。西晋末年，大量流民南渡。东晋朝廷为了安抚侨民及侨姓世族，以原籍州郡县名寄治别处，而无实地，此即侨州郡县。等到安定后实施土断，使其州郡领有实地，户籍和赋役与一般州郡县相同。
曹魏、西晋以来逐渐形成的门阀世族制度，到东晋时发展到了鼎盛阶段。举贤不出世族（势族、士族），用法不及权贵，充分暴露了门阀制度的腐朽性和反动性，东晋的士族分侨姓和吴姓。侨姓士族以琅玡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等为高门著姓。其中，王（导、敦）氏和谢（安、石、玄）氏两家最为显赫。王导一门三世为公，谢氏自魏。晋以来，不下九卿。吴姓士族以顾、陆、朱、张、贺等为代表。南北士族都广占田泽，官居要职。王导仅在钟山附近就有80余顷田地。号称“江口之蠹”的大族刁逵有田万顷，奴婢千人。东晋末年，谢琨“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这些士族之家，争夺人口，封山占泽，横行乡里，有雄厚的经济实力。[26]
东晋的士族阶层在政治上享有种种特权。他们可以凭借门第资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凡出身士族的子弟都可为清流官（地位高、俸禄厚，却又清闲的职务），而寒门出身的人则只能居浊流（地位低、俸禄少，公务繁杂的职位）。东晋各级政权为门润士族所把持，皇帝多为傀儡，“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25]
东晋王朝的统治阶层大部分是由过江避难的北方侨姓士族与世居江南的南方吴姓士族组成的，存在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一直相互排挤；在东晋统治的一百多年中，侨姓士族占据统治的主导地位，而吴姓士族则一直被排斥。元帝年间，北方大臣王导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他在南北士族之间奔走，极力劝说各族修好，但收效甚微。后来江南士族也曾多次因不满东晋的统治而起来反抗，大大的动摇了东晋的统治。
自晋元帝元年（317年）至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是东晋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虽然在此之间也有过一些叛乱，但都被镇压下去了。元帝末年，王导之弟王敦起兵反晋，遭到其兄王导与朝臣的抵抗而未能成功；其后桓温也曾觊觎帝位，又被王谢两大家族抵制下去。385年，东晋重臣谢安病死，晋孝武帝将大权交于其弟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与其子司马元显把持朝政，他们暴虐无能、大肆剥削人民，使图谋王位的大族有机可乘。398年，以桓玄为盟主的王恭、殷仲堪、庾楷等人的联军占据了建康以西的州郡，使朝廷的统治被限制在东方的八郡内，开始了其衰亡的过程。
北方士族南渡，大都率领宗族、宾客、乡党同行。这些流民，随同豪强大族南下，自然就成了他们的依附人口，分散南下的也多被豪强大族所兼并。
这些南下的人们，起初大都不上户籍。后来，东晋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保护南迁士族的利益，便在流人集中的地方，用他们原籍的名称，侨置州、郡、县。侨人单立户籍，称为侨户。
侨户最初享受不为国家纳租服役的优待，后来即使纳租调也比一般编户轻些。
侨州、郡、县的设置，主要是照顾南迁世家豪族的利益，一则为他们做官增加了位置，二则他们控制大量户口而又不纳租服役，其政治、经济利益都得到了照顾。
东晋沿袭西晋军事制度，但已有变化。因为皇权衰微，中军往往有名无实，同驻京师的还有扬州都督所属军队。外军大多由世族的军队组成，统军将领称霸一方，其中荆州军甚至超越中央。东晋多次北伐，确有助巩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镇具有野心，往往藉此篡位。
关于兵源方面，因为战乱军户大减，兵员改以募兵补充，或直接徵兵。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组成的北府兵，屡次击败强敌，在东晋后期等级如同中军。
- 劝课农桑
东晋初年，晋元帝司马睿为稳定统治，大力奖励农耕，下诏各郡守，除宿卫人员外，官员都要从事农业生产，并以上交粮食多少作为考核地方官的标准。还实行军电，军队粮食自给。从而使淮河两岸和长江以南开发出了大片良田。同时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提高了农业产量。到孝武帝末年，“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25]
- 庄园经济
东晋时期庄园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比北方更大。早在孙吴时期，江南经济日益开发。当时吴姓世族即拥有众多的庄园。晋室南迁后，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改善南方地广人稀的问题。侨姓世族大量开发无主地，建立方圆数十里至数百里的庄园，有效将劳动力组织起来。由于世族垄断土地，占夺田园山泽，使得贫富差距极大。所以王导曾于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实施度田收租，以改变西晋时将田租与户调合一徵收；咸康二年（336年）颁布“壬辰诏书”，禁止占山护泽。这些都意图减轻百性负担。
- 开发江南
南下的北方农民和土著农民辛勤劳动，开辟南方广大的山泽荒野，促进了江南的开发，促进了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
当时庄园除了有部曲、佃客外，还有门生及奴隶。中原人士带来北方精耕细作的技术，推广牛耕加快耕田速度。东晋南朝重视水利，代有修筑。最后，南方的水田普遍开发，农作物品种增加、生产量提高（如岭南地区一年可两熟）。长久下来使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
南北劳动人民相互学习、辛勤劳动，是江南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原因。农业上，垦田面积日益增多，耕作技术有很大改进，牛耕已经普遍推行，粪肥也在推广，单位面积产量增加，麦、菽等北方作物开始在江南种植。三吴地区的农业尤其发达，水利工程的兴修很受重视。人们在河道建立堰闸以控制水位，旱则开启，引江水灌溉；涝则关闭，避免泛滥成灾。又筑堰围湖，开垦出土壤肥沃、产量很高的“湖田”。因此，三吴成了江南粮食的主要产区。
- 土地兼并
东晋时期，南北士族地主都大肆兼并土地。到了中后期，土地兼并更加严重，“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东晋的租税比西晋加重。咸和五年（330年），成帝始度田，海亩收租3升；太元八年（383年），改为按口收租，每人5石，租率提高了几倍。同时，力役繁重，杂税繁多。而且用法严苛，又制定了连坐法。民不聊生，纷纷流亡，阶级矛盾日趋尖锐。[27]
在社会生产上，北方的手工业技术与南方的技术相互融合，使东晋的手工业水平比西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手工业，冶铁作坊如梅根冶（今安徽省贵池县）与冶唐（今湖北省武昌市），除兵器外，多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技术也有显著进步，创杂炼生鍒法，即把生、熟铁混杂冶炼，反复锤打，成为质量较纯的钢铁，养蚕缫丝技术大见提高，豫章郡（治今江西省南昌市）蚕茧一年收获四五次，而永嘉郡（治今浙江省温州市）一年收获八次。国家专门设立锦署，使丝织业逐步发展起来。由于江南河流纵横，为适应经济、军事的需要，造船业特别兴旺，既能制造载重2万斛（约2千吨）的大船，又能制造速度很快的舰只。其他如制瓷、造纸、漆器等也都具有很高的水平。经济的发展促进商业和城市的繁荣。
东晋的商业也比较发达，“人竞商贩，不为田业”，出现了许多商业性大城市。如京都建康，有四大市，十分繁华。此外，会稽、丹阳、余杭等城市的商业也相当繁荣。东晋时，南北商贸往来不断，并在北方设立“互市”，促进了南北工商业的发展。[25]
淝水战后，东晋的税制有了变化。《隋书·食货志》记有：“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这都叫“调”这种调法，与淝水战前的度田收租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制不同。按《晋书·孝武帝纪》太元八年十二月，有“以寇难初平……始增百姓税米口五石”的记载。五石是淝水战后司马道子“始增”。口五石与《隋书》所谓“租米五石”暗合。《隋书》所记调法，实为淝水战后的调法。又按《宋书·王玄谟传》记有“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之言，所谓“九品以上租”，当沿自东晋。这与西晋对丁男、丁女之户，岁调租粟、绢、绵，分为九品，性质正同。但不相通，故王玄谟要使九品以上租相通。[21]
淝水之战后东晋基本上恢复了西晋的户调之式。谢安的王公以下都要交税，而在役者可以免交的制度被改变了。可见到人们把役、调对举，服役者不能免调，输调者不能免役。《晋书·范宁传》所记便有“举召役、调，皆相资须”之言。所谓“皆相资须”，即役、调都得承担。闻人奭也有“百姓单贫，役、调深刻”之言（《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百姓是既要交税，又要服役，从而出现了“流瑾不绝”的现象，王公是从来不服役的。淝水之战前要纳税，而战后，也看不到有关他们纳税的规定。南朝有所谓“复士”，推其源当始于淝水之战。淝水之战后，亲属虽不可荫，世族公卿本人却重新变成了可以享受免税特权的阶层。这又是镇之以静方针被破坏的表现。[21]
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滞留北方的汉人则依靠坞堡自卫。当时主要流亡潮有六次，296年晋惠帝时期关中发生齐万年之乱，数万人民由关中经过汉中，抵达蜀地，之后协助李特、李雄立国。另一股经汉水、宛至淮河，后为石勒吸收。巴蜀动乱后，人民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欺压而叛乱，最后为王敦、陶侃平定。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后由田甄率领，称为“乞活贼”。凉州少受战乱，众多人民前往避难。由于保留大量汉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南迁人口约有50万，至东晋初南方人口达1050万人，因大批北方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农作物种，使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经过近百年较安定的增长，到东晋末人口达1746万人。[11]
都城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南朝萧梁时拥有140余万人口，成为各地农产业、手工业品的集散地，城内外的贸易市场10多个，来往船只成千上万。建康之外，又有成都、江陵、京口、襄阳、寿阳、番禺等地，也都是有名的商业城市。
东晋一朝，玄风相当盛。王、谢等世族子弟，虽然大多没有哲学头脑，不能谈玄说理，阐述老庄，他们的生活情调却是正始遗风，梁朝时期，玄学似又一度小盛。《颜氏家训·勉学篇》称：“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洎于梁世，兹风复阐，《老子》《庄子》《周易》，总谓三玄。”[22]
参见：郭璞
由于东晋统治者安于江南，不以恢复中原为意，门阀大族致力于南方的庄园经营。北方大族及大量汉族人口迁徙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与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自曹魏以来，中国的文学发展一直处于大步前进的时期，其中以东晋年间的文人最为著名。东晋出现了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等人，他们对旧体诗作出改革，为将来隋、唐的诗文盛世创造了前提条件。[4]东晋各类诗文歌赋都也流行了骈文。著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东晋。
- 田园诗
陶渊明因厌恶当时的腐朽政治，只当了80天的彭泽令，便挂冠而去，退隐田园。陶潜在22年的隐居生活中，亲自耕作，与农夫为友，写下了歌颂大自然和田园生活的大量诗篇，被称为“田园诗人”。他的诗，真实自然，质朴无华，感情饱满，具有浓郁的田园气息。代表作有《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等。如《归园田居》中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在这里，他描绘了一幅真切感人的农耕图。又如该诗五首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表达了诗人不愿与士族豪门为伍，不随俗浮沉的志向和情操。陶渊明喜爱幽闲恬静生活的思想，到晚年更有发展。在散文《桃花源记》里，他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没有压迫和剥削、“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理想社会，反映了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和希望劳动人民都能免受苦难的美好愿望。陶渊明和他的诗文在中国文学中上占有重要的地位。[30]
东晋是玄言诗的时代，被后人批评为“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在当时人看来却是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的，如简文帝评玄言诗代表人物许询的诗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孙绰《答许询诗》云：“贻我新诗，韵灵旨清。粲如挥锦，琅若叩瓊。”从音韵、辞藻高度评价许询的诗歌。简文帝所谓的“妙绝时人”其实不在于诗歌表现的玄理之绝妙，而在于其语言本身。这一点在东晋玄言诗中是很明显的，如孙绰《兰亭诗》：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两句，可见诗人在玄理的剖析中亦重视语言辞藻之美，故曰“云藻”。[36]
这一时期志怪小说盛行，作品甚多。其中，于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搜神记》虽然写的是鬼怪故事，但有的由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甚至还宣扬了不怕鬼的思想，志怪小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唐代传奇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晋葛洪所撰轶事小说《西京杂记》，也较有影响。这部书内容庞杂，记述了西汉的宫廷生活、风俗习惯、人物轶事等多方面内容，内有一些“意绪秀异，文笔可观”的佳作。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卖酒捉弄卓王孙的故事，就写得十分生动。[30]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裴頠、江惇、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范宁甚至著有《罪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15]
参见：华阳国志
- 佛教
当时东晋流行清谈，于是僧侣就藉由清谈将佛理传播给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在南方传播。其中以支道林最擅长谈玄。南北佛教到后来形成不同学风，北方重行业，崇尚禅学、律学及净土信仰。南方重义理、注重在涅槃佛性的探讨。东晋晚期时，慧远擅长儒学，力谋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国化，最后成为净土宗的祖师之一。慧远还提倡译经，与北方名僧鸠摩罗什交流译本。法显是中国西行求法的著名僧侣，他于399年自长安出发，经西域抵北天竺、狮子国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后，414年经海路返抵建康。他与名僧大量翻译经文，并将旅途见闻写成《佛国记》，成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地的重要作品。[15]
- 道教
东晋初期，道教的架构、章法尚未形成，直到东晋中期发生改革，才形成组织化的宗教体制。当时北方道教注重功德及道规，南方则注重经法及义理。受到佛教散播的刺激，道教加速吸取儒玄思想，丰富本身理论。炼丹术盛行，深化相关理论。[15]援佛入道是道教不断丰富并提升自我的重要手段。[20]
东晋时，葛洪结合神仙学说与道术理论，并加入炼丹等理论，整合道教理论。他所著的《抱朴子》，外篇论时局与道德，内篇则论道家学论和炼丹、养生之道。杨羲、许谧及许翽著《上清经》，最后发展成上清派，主张简化修行力法，贬斥房中术，以存神为主。葛洪孙葛巢甫又著《灵宝经》，借用和融汇了佛教的概念和术语，后来也发展成灵宝派。该派以符籙科教为主，受到上清派影响，也提倡简化修行、"仙道贵生，无量度人"。道教对文学、艺术多有贡献。例如描述神仙之游的《游仙诗》，历代道教的神仙画。[15]
东晋也是艺术极兴盛的时代。首都建康成为文化中心，吸引许多东南亚、南亚的佛教僧侣及商人前来。338年所铸造模仿罽宾的佛教模型，为所知最早的鎏金铜佛像。中国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王羲之活跃于此时期。东晋的陶器形式较西晋时期创新。南京富贵山曾挖掘出此时期的墓穴，根据史料记载，此处为东晋皇室墓葬的地点。[13]
参见：东晋、南朝陵墓砖画
是东晋著名画家。他善画人物和山水，务求传神，史称"画圣"。人物画尤重点睛传神。他20余岁时，为建康瓦棺寺壁上画维摩诘像，让人参观施钱。画成后，“光照一寺”。前往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几天内就得钱百万。代表作有《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情景交融，人物栩栩如生。[30]他所绘的《女史箴图》，强调人物在眼神的悟对与手势的搭配。衣饰襟带的飘举，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气"环绕全身，达到中国绘画最高评价“气韵生动”[14]。《女史箴图》经唐人临摹，为传世珍品；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被英国劫去，现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传为顾恺之所绘的《洛神赋图》亦有相同水准。真本失传，现有摹本留世。至于山水画仍处于图案阶段，尚未生动，至南朝方有起色。谢安对顾恺之的画极为赞赏，认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时人称顾恺之为“三绝”：画绝、才绝、痴绝。[30]
出身琅玡王氏大族，曾任东晋右军将军，故世称“王右军”。王羲之集汉、魏以来书法之大成，兼善隶、草、真、行，有“书圣”之称。代表作有：《兰亭集序》《黄庭经》《乐毅论》《十七贴》等，皆有“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之喻。其中，《兰亭集序》影响最大，共28行，324字，可谓“龙腾虎跃”，千姿百态，全文有20个“之”字，无一雷同，各具特色，为后世誉为绝代佳作。可惜真迹失传，现有唐时冯承素的摹本，亦为传世珍品。他的书法继往开来，被后人尊为书法的宗师。其子王献之，幼承家学，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人称“小圣”，父子合称“二王”。[30]
谢安曾与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交往，当王羲之称病辞官隐居山阴时，谢安陪同他一起隐居，朝夕相伴并向王羲之学习书法，后王羲之书写《佛遗教经》送于谢安。[31]谢安代表作《八月五日帖》，共7行65字，兼行带草，内容是谢安写给家族子弟的丧报。米芾题跋中径称此帖为“谢安书”或“谢安帖”。后世著录则称之为“八月五日帖”“吿渊朗帖”“六十五字真迹”及“中郎帖”等。名实之间，时有混淆。谢帖及米跋原迹早佚，唯有墨刻收录于丛帖中。此外又有米芾及后人的临本以刻帖或墨迹的形式传世。[32]
东晋末年的戴逵，是著名的画家，画人物也画山水，同时也是著名的雕塑家，善于雕期佛像。他曾为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市）灵宝寺雕无量寿佛一尊，前后费时三年，艺术上妙绝当时。他儿子戴颙，也在雕塑方面有很大成就。时"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顺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错减臂胛，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23]
参见：爨宝子碑
东晋天文历法有很大发展，突出成就是虞喜的“岁差”。虞喜是晋成帝时人，他经过周密的观察和计算，纠正了过去天文学家把太阳运行一周（周天）就等于一周岁（岁周）的错误结论，他发现太阳从今年冬至环行到来年冬至，并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而是每经过50年，冬至点向西移动一度。这种“周天”与“岁周”的差，就叫“岁差”。岁差的发现，在天文学上有重要意义，它促进了历法的改革。[28]
东晋时期，随着士族门阀制的发展，炼丹之风盛行一时。一些炼丹家在炼丹过程中分析和研究了各种化学反应，发现了一些化学性能，东晋葛洪的《抱朴子》总结了这些化学成就。如记载了炼制单质砷的方法和处理雄黄的多种方法；用升华法把硝石、玄明粉、松脂与雄黄合炼，制成白色结品的氧化砷（砒霜）。比欧洲制造单质砷早900年。此外，还记有通过强烧来分辨朴硝与硝石的无水反应和在“三十六水方”中的“化确石法”有水反应，这在化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29]
西晋灭亡后，司马氏的政权东移，偏安于东南，史称东晋。东晋的统治，几乎是与十六国相始终的。[5]
旧史中有“五胡十六国”之说。五胡，即指匈奴、鲜卑、氐、羌、羯。十六国，成汉和匈奴人刘氏所建立的汉(史称前赵)，是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割据政权；继而有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再后有后燕、南燕、北燕，有后秦、西秦、夏，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另有西燕和冉魏，一般不算入十六国之内。十六国的创立者，并非都是胡人，他们统治下的人民，总的说来，也还是以汉人居多。[5]
3世纪以后，在朝鲜半岛上逐渐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割据政权。这些割据政权与东晋十六国保持着友好往来的密切关系。高句丽曾多次派使臣访问建康，向东晋赠送礼品；并与中国北方的前燕、前秦、后赵、后燕、北燕等都有频繁的使节往来。这一时期，中国与隔海相望的倭国（今日本）也来往密切。移居国的中国人日趋增多，中国的织工、裁缝师、陶工、厨师带去中国的先进技术，中国的花蚕缫丝方法，也传入倭国，早在西晋太康六年（285年），《论语》等儒家经典就传到了倭国。这一时期，倭国开始采用汉字，儒家思想在倭国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很大影响。[28]
东晋十六国时期，与天竺（印度）、林邑（越南南部）、扶南（柬埔寨）等国经济文化交流，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扩大。林邑、扶南等国经常派使者到洛阳和建康，贡献方物。晋成帝时，林邑曾将驯练过的大象献给东晋，东晋朝廷也回赠了不少珍奇宝物。这时期，中国的建筑术传入林邑，林邑的玻璃制造技术也传入中国，使中国的玻璃制造技术又有新的提高。[28]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他与僧友慧景等十多人从后秦京城长安出发，西行取经。他们穿过了茫茫无际的沙漠，越过了终年积雪的葱岭，历经艰险，经过30多个国家，才到达中天笈多王朝。在这里，法显学会古印度语和文字，亲自抄写经书。住了3年，他携带经卷前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原来同行的十多人，此时有的已死，有的留居天竺，只有法显一人独行。接着，又往耶婆提国（今印尼的苏门答腊）。他前后14年才回到中国。共翻译佛经100多万字，并写成《佛国记》一书，记述了古代印度和南海诸国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等。法显是古代一位伟大的旅行家和中外文化的传播者，他对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28]
东晋时期，波斯（伊朗）、康居（在钖尔河下游）、大月氏（在阿姆河流域）和大宛（在中亚费尔干盆地）、大秦（罗马帝国）的商人和使者不断来到中国。大秦除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北方保持联系外，还通过海路与南方的东晋交往。中外使者、商人的频繁往来，促进了相互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28]
参见：魏晋风度
谥号 |
年号 |
起讫时间 |
使用时间 |
备注 |
|---|---|---|---|---|
晋元帝（在位：318年—3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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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武 |
317年三月—318年三月 |
2年 |
- |
318年三月—321年 |
4年 |
或作太兴
|
||
322年—323年二月 |
2年 |
|||
晋明帝（在位：322年—325年）
|
323年三月—326年正月 |
4年 |
||
晋成帝（在位：325年—342年）
|
326年二月—334年 |
9年 |
- |
|
335年—342年 |
8年 |
|||
晋康帝（在位：342年—344年）
|
建元 |
343年—344年 |
2年 |
|
晋穆帝（在位：344年—361年）
|
345年—356年 |
12年 |
- |
|
357年—361年 |
5年 |
|||
晋哀帝（在位：361年—365年）
|
362年—363年二月 |
2年 |
或作崇和
|
|
363年二月—365年 |
3年 |
|||
晋废帝（在位：365年—371年）
|
366年—371年十一月 |
6年 |
- |
|
晋简文帝（在位：371年—372年）
|
371年十一月—372年 |
2年 |
||
晋孝武帝（在位：372年—396年）
|
373年—375年 |
3年 |
||
376年—396年 |
21年 |
|||
晋安帝（在位：397年—418年）
|
397年—401年 |
5年 |
或作崇安
|
|
402年—404年 |
3年 |
|||
402年三月—十二月 |
1年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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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年—418年 |
14年 |
403年—404年桓玄篡位 |
||
晋恭帝（在位：419年—420年）
|
419年—420年六月 |
2年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