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当代美术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当代美术论文范文
艺术院校美术学专业培养的是从事艺术创作的专门人才，更应该对现当代美术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孙子•谋攻篇》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学生应对所处时代的艺术现状有宏观的把握，了解各种艺术流派和艺术思潮的来龙去脉，发现各自的优点与不足，结合自己的性情与特长，找到符合自身特色的艺术之路，否则往往会囿于教师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而不知所措。一些艺术家自以为掌握了艺术的真谛，对自己专业领域以外的艺术形式多持排斥与否定态度，这犹如盲人摸象。艺术家对艺术的感知往往局限于自己的特殊视角，其实艺术的表现形式是多元的，艺术的真谛也不是唯一的，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才能看清努力的方向，而不至于在艺术的丛林中迷失方向。现当代美术课程的学习可以使美术创作者系统地掌握当代美术的成败得失，为选择符合自身特色的艺术道路指明方向。
2.现当代美术课程有利于高等美术教育与基础美术教育的衔接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突出了美术课程的视觉性、实践性、人文性、愉悦性的特点，将美术学习当做一种文化学习，改变了长期以来将美术教育等同于技术学习的狭隘观点。这种定性要求教师要通过美术欣赏教学让学生理解不同的美术作品所蕴含的人文精神，通过美术的技法教学让学生表达自己对人文精神的理解。针对基础美术教育目标定位的转变，地方院校对美术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进行相应的改革，以便与基础美术教育更好地衔接。如人民美术出版社主编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鉴赏》中选编了现当代美术作品70余幅，如果没有现当代美术的知识储备，就很难解读诸如徐冰的《析世鉴》、隋建国的《地罡》、袁运甫的《朱荷碧盖》、韩美林的《牛》、吴山明的《外师造化》、苏天赐的《早春》等作品的艺术内涵。只有通过现当代美术课程的学习和实践，不断开拓艺术视野，更新艺术观念，全面认识现当代美术发展的现状，才能为从事基础美术教育工作进行有效的知识储备。
3.现当代美术课程有利于美术的创新与发展
20世纪中国的高等美术教育是建立在徐悲鸿提出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无论从事何种形式的艺术创作，均以素描和色彩作为基础训练的主要方式。由此也导致了学生对艺术的认识和理解相对单一，学生无法从抽象形态中发现艺术美，无法感知艺术语言的魅力，无法欣赏和创作现代艺术作品。中国现当代美术的发展明显受到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伴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日趋频繁，艺术之间的吸收与借鉴在所难免。艺术的表现形式日趋多元，各种艺术流派异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无论何种形态的美术形式，都是现当代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各类艺术作品的接受和评价，取决于欣赏者的知识结构和艺术视野。美术工作者应该对现当代美术的发展现状具有系统的认识和把握。这不但有助于明确自己艺术创作的方向和目标，而且可以加强不同形式的美术作品之间的相互吸收、互相促进，创造出符合时代特色、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美术作品。对于现当代美术课程的学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学生艺术创作的积极性，学生通过对不同形式的艺术创作方式进行尝试，超越世俗思想的束缚，让压抑的情感得到释放，进而关注社会、直面人生、表达心境，实现艺术与人生的双重飞跃。
4.现当代美术课程有利于促进高校美术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
给别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高校美术教师具有艺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必须具有丰富的知识和超前的视野。长期以来美术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现当代美术课程的缺失，导致一些地方高校的美术教师思想观念陈旧，艺术视野褊狭，创作取向单一，创新能力不足，制约了高等美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现当代美术课程的开设可以促使地方院校的美术教师不断更新艺术观念，拓展学术视野，紧跟时展的步伐。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要做到因材施教，授人以渔，结合每位学生的不同特点给予相应的指导，帮助他们尽快找到符合自身特色的艺术创作之路；而不可在自己褊狭的艺术观念中作茧自缚，同时也束缚了学生的创造力和表现力。现当代美术的认识和理解需要不断提高综合文化素质，目前高等教育艺术师资的最大问题是文化修养与专业技能不相匹配，注重专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文化素质的提高。现代美术教育不仅要求教师具有很强的实践能力，还应具备相应的学术研究能力，不仅要掌握传统美术的表现方式，还要熟知现当代美术的呈现形态。现当代美术呈现多元视角和复合形态，其更加注重艺术表现的观念性和实验性，是多种文化艺术元素的融合和嫁接。阐释和解读现当代美术作品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这在客观上对高校美术教师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提出了要求。
二、结语
第2篇：当代美术论文范文
中国画一路走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带来了各种思潮和风格的碰撞、交融。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随着这样的时代风潮，我们 “80后”该何去何从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一批人处在中国画发展的特殊时期的特殊地带，是值得给予关注的一个群体。
由于“80后”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所以高校中国画系的教育也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高等教育给了我们规范、模式、感受、基础等一系列的东西，但同时也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在高考的美术专业考试中，考试的项目基本上只有素描、色彩、速写，而报考中国画的考生却并未被要求加试任何与中国画专业特色相关的科目，这似乎有些让人感到不解和尴尬，这无疑是忽略了中国画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所在。人们可以问：学好了西方绘画就一定能学好中国画吗？或许有些人说可以，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现出了这个时代里占有极大市场的对于中国画的审美取向和评判标准。另一个事实是，随着西方造型艺术影响的扩大，在现今的高校中国画系里普遍注重基础造型等等技法的训练，而此处的基础技法训练大都以西方绘画中的训练方法为主，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技法、历史、文化修养却少有提及。
中国画处在一个不稳定不成熟的时期，教育体系自然而然地受其影响，但是正如每种艺术形式都有其特定的发生发展条件。传统的中国画一直都维护笔墨的尊严，坚守着似与不似之间的那块领地。而它就是凭借着它的“传统”特性，独树一帜，不成为其它艺术的附庸。当然，历史也是在不断进步中的，发展和创新是必然的。毋庸质疑，不充分地了解传统是不可能有创新的，即使你是一个“反传统”，如果不熟读传统，就是落入前人彀中，也浑然不觉。wWw.133229.COm
而“80后”和中国画的现状一样，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所以我们在学习和创作的过程中总有很多困惑和不安情绪，致使很多人困在其中无法抉择，这或多或少的影响了一些人的发展。但换个角度来看问题，在这样一种背景和前提下，恰恰是我们发挥自身创造力的时候，因为这个时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发挥空间，鼓励我们出新出奇。
值得强调的是，我们绝不可以忽略传统，几千年来中国画界的先辈们的技巧总结，是历史、体会，更是方法论，是中国画一路走来的风雨历程。不了解传统的人如何了解中国画的本质，不了解旧的人又何谈新，何谈创新呢？传统还警示我们：学画要先学会做人，其人品高，画品自然高洁。学画还要重视学识的积累，文史哲兼修，深厚的学养必然会浸润他的画风。这是经验，是劝导，使我们不至于误入歧途。
第3篇：当代美术论文范文
2010年，中国美学的新纪元。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也是世界美学大会第一次在中国、第二次在亚洲召开。这次以“美学的多样性”（Aesthetics in diversity）为主题的大会提升了中国美学的整体实力。2011年的当代中国美学界依凭这股力量继续突飞猛进，与全球美学的前沿发展趋于同步、共振与互动。一方面，当代全球美学发展顺应了国际学界正在倡导的“文化间性转向”（the intercultural turn）运动，[1] 不同文化间的复调杂语纷呈“由外而内”地为当代中国美学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空间；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美学更在逐步融入“全球对话主义”的世界主潮之中，这也为当代中国美学“由内而外”地参与国际前沿创造了历史契机。
一、“中国美学六十年”回顾：以李泽厚为历史线索
当代中国美学发展，既让国外学人前瞻到它颇具潜能的未来，又让国内学人意识到，这种发展也是中国美学近六十年来螺旋上升的结果。正如千禧年出现了“百年中国美学回顾”的反思热潮一样，2010年以来，对于“中国美学六十年”的总结性成果纷纷得以出版。
由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主办、鲁迅美术学院承办的第七届全国美学大会的主题就是“新中国美学六十年”。在这次大会的基础上，出版了《新中国美学六十年――全国美学大会（第七届）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共2册，上册是美学卷，由潇牧与张伟主编；下册是艺术卷，由韦尔申与张伟主编，这是全国美学大会第一次公开出版论文集。由北京市哲学会美学研究会主编的《美学60年学术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也集中了北京市美学会的相关研究成果。由刘悦笛、李修建撰写的近60万字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则是第一部全面梳理六十年美学发展的专著，正如中华美学学会会长汝信先生在给此书所写的序言所论：“该书不仅将中国美学六十年的整个发展历程的原貌呈现了出来，将往往被割裂的‘前三十年’（1949－1978）与‘后三十多年’（1979年至今）美学史融贯起来，而且，对于这六十年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加以了客观的陈述与解析，并试图由此为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学术史的基础。”[2]无论怎么说，这六十年来的中国美学都需要得以系统化的整理与反思，不仅需要当代人写“当代史”，而且，这段历史还需要“后来人”继续加以重写。
在当代中国美学六十年的发展当中，最重要的一位美学家非李泽厚莫属，所以，透过李泽厚个人的学术发展，来看待中国美学发展史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视角。2011年9月3日到4日，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办了“80年代中国思想的创造性：以李泽厚哲学为例”的国际研讨会，本次会议由从美国哈佛大学归国的杜维明先生发起，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对于李泽厚的作为哲学的美学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价值多有探讨。
在这次会议上，尤西林指出，李泽厚的特殊地位和他的美学身份有特殊关系，正是因为他美学家的身份使美学在现代性转型中获得重要地位，这也确立了李泽厚在“美学热”当中的重要角色。李公明指出，《美的历程》是80年代文化启蒙工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最有哲学意味的文化启蒙，它是中国美学从50年代以来发展飞跃的产物，标志着80年代美学方面的最高成就。德国学者海因利希・盖格（Gerhard Mercator）认为，李泽厚美学的贡献就在于他把美学提升到理论和实践的高度，通过美的立场李泽厚思想并不仅指向个人的心理状态，而走向了一种与之相关的普遍性。徐友渔则提出了反面的意见：以李泽厚为代表的80年代思想家的局限在于他们知识结构的偏颇和眼界的狭隘。[3]然而，无疑80年代的“美学热”参与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造进程当中去了，这也是世界文化当中最为独特的现象。
此外，在学术期刊当中，对李泽厚美学的当代意义也多有考察。《文艺争鸣》2011年第5期特设了“当代中国美学文艺学的生活论转向与李泽厚”的专刊，其中收录的文章主要有刘悦笛的《素描李泽厚》、张志扬的《李泽厚与“审美代启蒙”》、彭富春的《中国当代思想的困境与出路――评李泽厚哲学与美学的最新探索》、张文初的《本体之情与生存的诗性言说――论李泽厚的“情本体”》、李修建的《生活美学：书写中国美学史的新视角――兼论李泽厚的中国美学研究》和陈思勤的《中国“生活美学”研究的新兴》。在这组文章当中，特别关注到了李泽厚晚年最重要的“情本体”思想，这一思想是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并在近20年来全力阐释的新本体论，对于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特别是“生活论转向”也具有崭新的意义。
二、当代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以“生活美学”作为本体论
“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范式的生活论转向”是由《文艺争鸣》发起的，《艺术评论》、《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多家杂志与媒体参与其中，目前已经发表了百余篇重要论文，从生活论转向的本体论建构、西方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中国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与生态美学的关系、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等各个角度，共同推动了当代中国美学在新世纪的“本体论转向”。
从国际美学的整体走势来看，艺术哲学、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依然成为国内外美学家们所集中关注的新生长点。中国本土“生活美学”的新构，恰恰是与国际美学颉颃发展起来的、深植于本土传统之中的一种中国美学新形态。当代美学的生活论转向，恰恰是中国美学20世纪80年代经过“实践论转向”、90年代经历了“生存论转向”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本体思想转向。
2011年是“生活美学”研究继续推展的一年。《艺术评论》第4期上集中发表了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的《艺术如何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刘悦笛的《“生活美学”：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和杨光的《镜中之像与画中之像――媒介语境中的生活与文艺复兴绘画》。《文艺争鸣》新年的第1期的生活论转向专题发表了王一川的《物化年代的兴辞美学――生活论与中国现代美学Ⅱ》、马建辉的《马克思的生活论思想与当前文艺学、美学生活论转向》、陈雪虎的《思考从“文化”到“生活”的可能性――再谈“生活论”的内涵兼谈共同文化的》、金浪的《日常生活的美学困惑――兼谈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中的几个问题》。 在美学原理上，论文主要有陈思勤的《当代中国美学“生活论转向”》、樊文春的《美从何处寻――对生活美学形而下的反思》、江渝和张瑞利的《对艺术终结论与生活美学的深层反思》和陈博的《美学生活论转向的社会利弊》；在西方美学上，论文主要有汪德宁的《日常生活如何审美化？――由鲍德里亚的“超美学”看“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争》和张冰的《生活论与生态美学――关于艺术的终结命题》；在中国美学上，论文主要有李昌舒的《论南宗禅的“生活禅”思想及其美学意蕴》、郭羿承的《当代艺术・文化商品・生活型态――以齐白石其人其艺为例看“生活美学”》和顾农的《从美学的层面研究生活史》；在艺术美学与门类美学上，主要有刘悦笛的《“生活美学”与当代中国艺术史――在亚洲艺术学会京都年会上的演讲》、余剑峰的《传统庭院中的当代生活美学》和刘方的《城市生活如何更美好：历史借鉴与生态美学反思》。
所谓“生活美学”或“生活论转向”，被大多数的学者将之理解为一种探讨将生活世界与审美活动沟通起来的努力。“新世纪以来，生活论转向开始成为文艺学美学的重要话题，以‘日常生活审美化’启其端，而‘生活美学’承其绪，”[4]如今开始得到全面的推展。从当代中国“美学本体论”的历史嬗变来看，从实践论、生存论到生活论的哲学基础正在实现根本转换。如果说，李泽厚所奠定的是实践美学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而大多数论者则直接持“实践本体论”的话，那么，后实践美学论者所执著建构的就是一种“生存论本体”，而最新出现的“生活美学”实际上走向了一种“生活本体论”。总而言之，从实践美学、生存美学走向生活美学，恰恰构成了当代中国美学的“本体之变”，这已构成了是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大势所趋。
三、当代艺术的“全球互动”：以“中国当代”为考察对象
在2010年世界美学大会上，当代中国艺术就已经成为亮点，由国际美学协会新任主席柯提斯・卡特（Curtis L. Carter）所主持的“当代中国艺术”专场得到了广泛关注，其中包括四个主题发言：卡特的《都市化与全球化的挑战》、玛丽・魏斯曼（Mary Wiseman）的《水与石：论中国艺术的表现角色》、刘悦笛的《书法性表现与当代中国艺术》和王春辰的《当代艺术的公共性的审美价值》。
这四篇最新的，都出自魏斯曼与刘悦笛所共同主编的英文版新著《当代中国艺术激进策略》（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2011年该书由欧洲著名的布里尔学术出版社出版。[5]这部新著通过中西美学家和艺术批评家之间的积极对话，试图从美学的角度将当代中国艺术的理论与实践展现给世界。整个文集以魏斯曼的《当代中国艺术的激进策略》为开篇，终结于刘悦笛的《观念、身体与自然：艺术终结之后与中国美学新生》，从而将当代中国艺术的“新世界”与“新理论”全方位呈现了出来。
2011年这部新著邀请了世界最著名的美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撰写了《艺术过去的形态：东方与西方》，美学家诺埃尔・卡罗尔（No?l Carroll）撰写了《艺术与全球化：过去与现在》，艺术史家大卫・卡里尔（David Carrier）撰写了《如何误读中国艺术：七个例证》。该书一方面邀请了国际学者来主笔来外在地考察中国艺术，主要有劳里・亚当斯（Laurie Adams）的《当代艺术在中国》和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的《中国艺术中的形而上学》等等；另一方面邀请本土学者来内在地探讨中国艺术，主要有易英的《政治波普艺术与原创性的危机》、文洁华的《殖民香港的经验绘画与绘画理论（1940-1980）和潘幡的《后殖民与台湾当代艺术趋势》等等。
《当代中国艺术的激进策略》有幸被列为布里尔“历史与文化的哲学”系列丛书的第31本，由波士顿与莱顿做全球发行，它是从美学角度深入观照当代中国艺术的首部成果。这套著名丛书的主编迈克尔・克劳兹（Michael Krausz）认为，这本共集中了15位作者（8位美国人与7位中国人）23篇力作的长达四百多页的文集，的确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跨文化影响的重要贡献，对于中国文化意义的哲学理解的重要贡献。作者既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的哲学家与艺术史家们，这是他们关于当代中国前卫艺术研究的第一次合作！”[6]
2011年度，另一个关于当代中国艺术的重要事件是由美国匹斯堡大学高名潞教授发起的，在天津美术学院于11月18日到19日召开了“当代艺术史的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重要的研讨会聚焦于当代艺术史特别是当代中国艺术史的撰写问题，“当代人如何撰写当代艺术史”的难题更成为了会议的焦点。会议邀请了唐纳德・普雷齐奥西（Donald Preziosi）、詹姆斯・梅尔（James Meyer）、帕梅拉・李（Pamala Lee）等西方著名的艺术史学者与中国学者共同探讨了当代艺术史撰写的理论转向问题。当代中国“艺术生态”在国内外大变局下发生了急遽转变，文化身份性和艺术前卫性变得日趋复杂，对中国艺术史的当代书写而言，如何确立书写者的立场与方法、如何寻求到新的历史叙事模式都亟待得到反思。所以，本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当代中国艺术史书写而言意义重大，它同时也已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
2011年11月25到27日，在由台湾政治大学主办的“东亚学术现代化”国际研讨会上，潘幡提出了“台湾美术史学的主体与认同”的问题，日本学者冈林洋考察了“日本近代美学的构想”，刘悦笛提交了“近代东亚艺术观源流考辨”的论文，近代以来的中国美学研究也需要在东亚美学的内部互动之间来加以历史的勘察。
四、中美双方对话“美善关联”：以“伦理美学”为交融前沿
当代国际美学界还有一个持续已久的热点话题：美学与伦理学的关联问题，近期的西方许多美学文集都将该问题置于核心位置上。在2010年出版的《今日美学》文选当中，伦理、美学与艺术价值问题得到了专章探讨，其中，“艺术的道德本性”、“伦理与艺术价值的关系”、“艺术的伦理批判”乃至“美学作为伦理学的先导”的问题都得到了深入的探讨，实际上，从更深层的融合来说，这也就是美学与伦理学交融而成的“伦理美学”与“审美伦理学”的问题。[7]
2011年10月12日到14日在美国密尔沃基召开了“未设置的边界：哲学、艺术与伦理学（东方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柯提斯・卡特发起并主持。这是在美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中美双方学者直接进行“美学对话”的会议。会议的宗旨，就是为了以美学与伦理、艺术与道德的关联作为共同话题，提升东西方美学之间的交往与理解，不仅由此建构一种共通的全球性对话基础，而且，力求找到不同文化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路径。
所以，这次会议邀请了人数相等的美国与中国学者们进行对话，美方出席的学者有诺埃尔・卡罗尔、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 Davies）、伊万・盖斯凯尔（Ivan Gaskell）、盖里・哈伯格（Gary Hagberg）、约翰・莱萨克（John Lysaker）、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chusterman）、杰森・沃斯（Jason Wirth）和玛丽・魏斯曼，中方出席的学者有高建平、刘悦笛、彭锋、王春辰、文洁华、周宪、刘成纪和程相占。正如《国际美学通讯》报道所见：“目前，当代中国学者们致力于各种努力将传统中国理念整合到指向未来的当代中国思想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样也致力于使西方美学与伦理学获得重要性从而来发展他们自身的理论。同样，西方学者们也意识到，他们要通过向关于哲学、艺术与伦理学的中国传统与当论加以拓展，来更多地习得东方的思想。”[8]这次中美互动的国际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以往的中外美学对话会总是在中国本土召开并邀请国外学者访华，而这次会议则是到美国大陆去寻求更深入的对话，这次交流的象征意义无疑是深远的。
五、“美学译文丛书”复出：向“艺术学”疆域拓展
从20世纪80到90年代，中国学界出版了由李泽厚先生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这套被老主编李泽厚称之为“起步最早，但步伐最慢”、“艰难牛步”又“自行停止”的丛书，既是“西学东渐”又一次开拓性的学术工程，也积极推动了当时“美学热”与“文化热”的充分展开。这套大型丛书前后共出版了49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2本、光明日报出版社11本、中国文联出版社8本），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该丛书已停止出版长达二十年之久。
从2010年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长赵剑英与刘悦笛共同推动了这套丛书的复出，在得到李泽厚先生的应允之后，“美学译文丛书”更名为“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后规划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全权出版。在“美学丛书”后之所以加上艺术学，这是由于原本的译丛就已遵循了“美学与一般艺术科学”的分野规划，而今在中国艺术学的发展更是方兴未艾，因而需要对此加以积极拓展。这套丛书所身处的历史语境，显然已经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境况，“放眼看世界”的年代确实亟需“有胜于无”的原则。但而今的学术的整体发展，需要我们在重印经典的同时，也要关注当代学界发展的最近动，同时更要提升出版的学术质量，争取出版更多的精品力作。
“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邀请了国际美学界的重要美学家共组成“学术委员会”，这些编委不仅来自欧美也来自东亚学界，主要成员包括国际美学协会荣誉主席约瑟夫・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现任主席柯提斯・卡特，四位前主席诺埃尔・卡罗尔、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海因斯・佩茨沃德（Heinz Paetzold）和约斯・穆尔（Jos de Mul），国际美学学会总执委沃尔夫冈・韦尔施与美国执委玛丽・魏斯曼，《英国美学杂志》前主编彼得・拉玛克（Peter Lamarque），《美学与艺术批评》主编苏珊・费根（Susan L. Feagin）、亚洲艺术学会会长神林恒道、韩国美学学会秘书长朴骆圭等。这个阵容强大的编委会，会协同中国编者来共同商定新译的书目，来共同规划这套走国际路线的丛书的发展。
目前，“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被规划为“经典系列”与“当代系列”两个系列，前者以古典学术的经典性作为标准，后者以当代学术的前沿性作为标准。从“美学之父”鲍姆加通、“艺术史之父”温克尔曼、“艺术学之父”费德勒之具有“学科建设”意义的基础著作开始译起，最先出版鲍姆加通（最早提出“美学”）的《诗的哲学默想录》中文、拉丁文双语版和温克尔曼的《希腊美术摹仿论》中文、德文双语版，古典系列还将出版更具学术价值的“笺注版”。第一批即将出版的书目有：鲍姆加通《诗的哲学默想录》（1735）、鲍姆加通《美学》（1750）、温克尔曼《希腊美术摹仿论》（1755）、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1764）、费德勒《艺术活动的根源》（1887）、德索阿尔《美学与一般艺术学》（1906）、杜威《作为经验的艺术》（1934）、塔塔科维兹《美学史》三卷本（1962）、神林恒道《艺术学手册》（1989）、潘编《东方美学史料选编：日本卷》、刘悦笛编《东方美学史料选编：朝鲜卷》；当代系列目前纳入的暂有马戈利斯《美学：从古典到当代》（2008）、柯提斯・卡特《艺术与社会变革：国际美学年刊》（2009）、魏斯曼和刘悦笛《当代中国艺术激进策略》（2011），这套丛书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中国美学、艺术与文化的当展。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美学已经逐渐融入了“全球对话主义”当中，正如国际美学协会主席卡特对于中国美学的期待所言：“中国文化、艺术和美学，向来对世界文明有丰富而意义深远的贡献。我对中国在艺术和美学上的未来怀有极大的期待。如今，当代中国艺术家在全球艺术世界里具有令人崇敬的地位。今天，一些最具创作性的艺术作品皆出自中国艺术家之手。在中国，人们对美学领域有广泛的兴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北京2010世界美学大会吸引了1000多名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学者。中国学者的美学著作也对东方和西方学者越来越有吸引力。我认为，这些发展的确是非常积极的讯号，预示着美学在中国有着光明的未来！”[9]
未来的美学之路，就在所有的中国美学工作者们的脚下。
注释：
[1] [荷]海因斯・佩茨沃德：《当代全球美学的“文化间性”转向》，见刘悦笛主编：《美学国际：当代国际美学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2] 汝信：《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序》，刘悦笛、李修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3] 杜维明、许友渔、李公明、刘悦笛、干春松、杨煦生、谢遐龄、尤西林、李泽厚、钱理群、黄子平：《李泽厚与80年代中国思想界》，《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
[4]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编：《文艺学新周刊第89期・美学研究的生活论转向》导言部分，见wenyixue.bnu.省略/。
[5] Mary B. Wiseman and Liu Yuedi eds., 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1.
[6] 彭筠：《〈当代中国艺术激进策略〉出版》，《世界美术》2011年第2期。
[7] Robert Stecker and Ted Gracyk eds., Aesthetics Toda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pp. 343-379.省略/。
第4篇：当代美术论文范文
美术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兴起是在1949年之后，其标志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1956-1965）出现的美术研究的第一次热潮，这是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美术大讨论，当时的各大报纸、杂志都有专栏讨论各种美术问题，总计有近百人发表文章参加这次讨论。美术也因此在民众中具有广泛的“知名度”，似乎是人人都可说上几句的理论问题。这第一次热潮已经经过了多次的回顾与反思，每次反思都可从中发现新的东西，这主要是随着时间的积淀，历史上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情往往会显现出别样的意义，给后世不断以新的启示。第一次美术热潮讨论的议题为美术的对象、美的本质、美感、自然美、马克思手稿中的美术思想等，又以美的本质问题为中心。在“美的本质”的讨论中，形成了以高尔太、朱光潜为代表的主观论派和以蔡仪、李泽厚为主的客观论派等多个学派。主观说以吕莹和高尔太为代表。吕莹在其《美术问题》一文中提出：“美，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对于美的看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同的。同是一个东西，有的人会认为美，有的人却认为不美；甚至于同在第一次美术热中，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美术，满足了新中国建立之后新的社会、政治、文化的需要，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美术的终结和当代美术的开端。但美术理论完全依附于哲学之上却使美术丧失了本性。在第二次美术热潮中，美术得到了现展，划定了自己的研究范围。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生活的进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特别是审美需要已经迅速上升为与物质需要居于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高位置的需要，人类消费已从生存型消费向着享受型、发展型消费快速转变。艺术与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并不是夸大其词，而是当下的经济事实。审美文化产业需要美术来解答其有关美的具体问题。这就是美术的当代使命，也是新的美术热潮的发展方向。关键词：中国美术；当代使命；热潮；审美文化产业中图分类号：B83-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87（2014）06-0011-05从理论到实践一个人，他对美的看法在生活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因此，“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1]416。所以，美是人的主观意识。高尔太认为，客观的美并不存在，美是主观的，人的心灵是美的源泉。他论证说，大自然给予蛤蟆、黄莺和蝴蝶的都是一样的，而人觉得黄莺与蝴蝶是美的，而蛤蟆是不美的，这样“，美的主观性就完全显现出来了。”所以他说：“美是人的观念，不是物的属性”，“客观的美并不存在”，“美，只要人感到它，它就存在，不被人感到，它就不存在”[2]1-4。后来，高尔太明确提出美是自由的象征，而“自由是一种体验，一种经验形态，一种快乐和幸福”[2]37，因此，在高尔太那里，美就是主观的。朱光潜对美的本质问题的解释被简称为主客观统一说，却还是被归到主观论一方。他早年在《文艺心理学》一书中提出：“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但这种关系并不如康德和一般人所想象的，在物为刺激，在心为感受；它是心借物象来表现情趣，世间并没有天生自在俯拾即是的美，凡美都是经过心灵的创造。”[3]154-155在这次美术大讨论中，朱光潜正式提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这里，主观是指不带意志和抽象思考的心理活动，客观是“物理”，是使人觉得美的可能性。松树是美的，美在什么地方？一方面是苍翠劲直，这是客观的；一方面是高风亮节，这是主观感知。客观的物、自然的物是“物甲”，不是美感的对象，而是形成“物的形象”的条件。美感的对象是“物的形象”而不是“物”本身。物的形象是物在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下反映于人的意识的结果，可称为“物乙”。物乙也是物，是知识形式的物，夹杂着人的主观成分的物，只有物乙才存在美不美的问题。因为物乙的产生需要自然物的客观条件加上人的主观条件影响两方面因素的结合，所以是主客观的统一。在朱光潜看来，统一的过程实际上是艺术加工的过程“，物的形象”也就是“艺术形象”，所以美只是艺术的特征。主客观统一说在当时被批评为客观符合主观说或是主观消融客观说，认为还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客观说以蔡仪为代表。他提出“：美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美的事物之所以美，是在于这事物本身，不在于我们的意识作用。”[4]237在他看来，美是独立于主体的意识之外的，美感是对客观的美的反映。
在人类还没出现之前，自然界就有了美。那么美到底是什么呢？蔡仪说：“美的东西就是典型的东西，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一般的东西；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4]238所谓典型，是具有突出的、生动的现象并能充分表现出本质和普遍性的个别事物。李泽厚对于美的本质问题的解释也是客观说，不过他所肯定的美是客观的，不等于蔡仪所说的客观性，美不是一种自然属性或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美的客观性是指“美的不依赖于被反映被感知的个人主观的客观存在性质”[5]239。美的社会性并不是指主观性，而是强调“美依存于人类社会生活，是这生活本身，而不是指美依存于人的主观条件的意识形态、情趣”[5]233，因此，美是一种人类社会生活的属性、形象、规律。它客观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是社会生活的产物。美既然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而社会存在是客观的，所以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再次回顾与反思美术的第一次热潮中对美的本质问题的讨论，一个突出的感觉是：这是美术热潮吗？大讨论中，口口声声讲的是美术问题，但实际上呢？可以说是哲学问题，特别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反映论问题，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斗争问题，但就不是美术问题。不是吗？以“获胜”的客观论派学说来说，蔡仪的客观说把美等同于客观事物或客观事物的属性，认为美感就是对美的反映，最后把美归为事物的典型性上，因而受到了许多人的诘问，提出了诸如典型的猴子、鳄鱼、毛毛虫、鼻涕、高利贷者等等是否是美的问题。而李泽厚提出的美的根源是自然的人化、美的本质是自由的形式的观点，却使自然美成为了美术的一个难题，因为很难把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于自然美研究上。有这些明显的不足而“获胜”，主要的就是因为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也就体现出当时的美术兴起的背后的深刻的社会原因。我国美术的第一次热潮或美术的兴起是有历史背景的，这一时期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现实社会的政治变革时期，相应的学术研究也必然被要求符合政治变革与意识形态变革的需要，特别是要求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所以，这次美术大讨论的目的是清理旧的唯心主义美术思想，在美术中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风气和理论意识，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术。这就注定美术要批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利益。或者说，美术讨论的并不是美术，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因如此，无论主观论派的学说中有多少合理的思想，但只要•当代学术回顾与思考•被归为唯心主义，那就丧失了话语权。美术问题就是哲学问题，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当时美术所表现出的鲜明中国特色为：以西方美术的三个模式即以美为中心、以艺术为中心和审美心理或审美经验为中心的美术体系所涉及的美术问题为美术的范围，以美的本质问题作为基本问题或线索，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别是实践观点对美术的本质问题进行解答，并以此为基点解决美感与艺术的问题，从而形成中国美术的体系[6]。而其实质是为阐明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原理，充当的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因此，美术理论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把美术作为反映论的一个部分，一种例证，讨论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美感是对美的反映、美是否是主客观的统一等等问题，令人对美术顿起轻视之心———如此简单地套用反映论，或提出人类实践创造了美等等看上去高深圆满的而又非答案的答案，正证明了美术理论的苍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的合理性与应有域限并不需要美术去证明，美术理论完全依附于哲学之上却使美术丧失了本性。但第一次美术热潮毕竟使美术在中国兴起，满足了新中国建立之后新的社会、政治、文化的需要，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美术的终结和当代美术的开端。这次讨论为70年代末期以后美术的振兴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可以说，没有这次大讨论，也不会有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美术研究的迅速发展与理论深化。
二、美术的复苏与现展—第二次美术热潮
回顾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的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各项工作开始复苏，美术也得到复苏。美术复苏初期的著述主要是为恢复和争取美术研究的地位而作，大多针对十年“”中“左”的思想路线和文艺政策及其造成的实际状况，进行理论上的批判、清肃。接着，在改革开放实践的推动下，在不断增进对全球学术发展和美术研究成果的认识基础上，美术研究则开始了理论上的中兴和全面发展，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中国美术研究的第二次热潮。这次热潮在量上的表现是大批美术论著出现、各高校美术课程的开设和美术专业的建立、各种美术科研机构和学术组织的建立等等；而在质上的表现则是美术理论研究中对美的本质问题探讨的深入与体系的建构；美术史研究中对中国传统美术思想的发掘和研究，对西方美术史与当代美术研究以及比较美术研究的展开和深入；部门美术（指各门类艺术的美术探讨）、美育与应用美术（美术理论的具体化、实践化、操作化）也全面铺开。复苏后的美术在20世纪50-6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起步，首先受到重视的必然是美的本质问题与美术体系的构建。不过在重新研究时，有了新的角度。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1982年前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美术问题的讨论，把有关“美的本质”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层次。“美的本质”转向“美的本质是不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显然更有力度。《手稿》中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美的规律”、“自然人化”或“人化自然”等问题给美的本质研究拓展了基础“，手稿热”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美术热”，构成了当代中国美术研究走向深入的关键性契机，成为当代中国美术研究中的一条分水岭，许多思想观点、学说由此或分化、或合流、或重组。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观与客观统一论派演进为艺术实践派，注重艺术的生产实践性质，强调人通过实践来创造对象世界的原则既适用于物质生产，也适用于包括哲学、科学和文艺在内的精神生产。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论派演进为“美的规律”派，坚持美的客观认识性质，强调“美的规律就是美的事物的本质，或者说是美的事物所以美的本质”。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的美论派演进为“社会实践派”，注重美的社会实践性质，提出了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观点，引起很大的反响。之后，他又提出美是“自由的形式”，他说：“我把美看作自由的形式，而不看作是什么自由的象征。因为‘象征’是种符号性的、意识观念的标记或活动，而自由的形式恰恰首先指的是掌握或符合客观规律的物质现实性的活动或活动力量。”[7]465可以看出，李泽厚所指的自由，指行动的力量、符合和掌握客观规律的自由；形式是指主动造型的力量———改造对象的力量。在客观行动上驾驭了普遍客观规律的主体实践所达到的自由的形式即美，它是人类实践的历史成果。
此外，还有美的自由显现说，美的和谐说、价值说、生活说，或从信息论与系统论、分析哲学、语言学、生命哲学、哲学人类学等角度提出新的命题。在美术理论方面进展最大的是审美心理研究，主要是围绕审美中的主体活动、审美经验、形象思维等问题进行。研究者认为人在审美活动中的主体性存在和活动是解决全部美术问题，特别是审美经验性质和过程之奥秘的关键，针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审美态度、审美心理要素、审美理想等进行探讨。与此同时，形象思维、艺术感知觉、艺术家创造心理、自然审美中的主体心理机制等问题，也在新的视野和基点上取得了研究进展。有大量论文与相关专著问世。此时的研究与我国心理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和状况相关，大多数研究还停留于内省与思辨的描述，没有有效的实验验证手段和过程，结论多于分析，主观判断多于客观考证，而且研究的最终目标仍是指向对美的本质问题的解决。如李泽厚此期对审美心理非常重视，认为审美现象必须结合美感来谈，所以要研究审美心理，要建立新感性。建立新感性就是建立人类心理本体，也就是从人类学本体论来看美感。而新感性的建立是历史的构建，是自然人化的结果，因此新感性有社会性的特点。这种对审美心理的研究表明李泽厚所重视的人是作为人类集体的人，是“大我”，而他对“大我”的研究依据的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美的本质问题相关的是美术学科体系的创建。在第一次美术研究热潮中，人们的注意力还在于具体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也没有形成美术体系。只有在1981年出版的王朝闻主编的《美术概论》，因为是60年代形成的初稿，可以看作是那个时期形成的美术理论体系。第二次美术热潮中，与美的本质问题的研究相关，人们热衷于美术体系的构建。这时期出版的数十本美术原理方面的著作都是按不同的体系构建起来的。早期较有影响的除了王朝闻的《美术概论》外，还有十所民族院校所编《美术十讲》、刘叔成等《美术基本原理》、杨辛等《美术原理》、蔡仪《美术原理》等。20世纪80年代末有蒋培坤的《审美活动论纲》(1988)与叶朗的《现代美术体系》(1988)。从人们对美术体系建构的热衷也可以看出美术理论的发展，因为一种理论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形态与整体体系，是很难称之为理论的。因此，第二次美术热潮带来了美术的复苏与发展。此时，人们对于美术的研究对象已经采取了一种综合的态度，即认为美术是研究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的科学，美术研究也从这几个方面展开为比较严谨的体系。美术划定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应该肯定的是，此期美术讨论的问题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第一次美术热潮的讨论结论，特别是美的本质问题在此期美术研究中仍占有核心地位，也表明美术研究仍然受到哲学认识论的束缚与局限，但也已经明确提出了美术自身的对象与任务，对审美现象、艺术现象等等有了实质性的关注与研究，开始回答现实中提出的各种美术问题。特别是应用美术的提倡，使得美术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开始从纯理论研究向应用性研究扩展，在美术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处寻找自己的位置，涉及并力图解决生活中的与美相关的问题。
三、美术的深入与当代使命—第三次美术热潮
期待第二次美术热潮悄悄地结束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美术研究出现由“热”转“冷”的局面。美术不再是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而是开始了一种真正的有深度的研究。这种有深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美术研究者是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促成反思趋向形成和发展的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在美术研究探索的深入中，在总结以往美术成果的同时，一些研究者已从着重于引经据典的阐释印证走向独抒己见，建构新的系统的美术体系。这种新的体系的构建势必引发对美术学科性质、美术理论和美术研究方法的反思性探讨与评论。第二，美术热的退潮也表现出理论上的困难。迅速扩张的美术部类，大量提出的新课题、普遍采用的许多新方法，既促进了美术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也产生和积累了许多问题。特别是针对美术体系的建构，许多研究者感到，不解决原有的问题就不可能真正产生体系建构的前提，迫使大家返身思考自己的工作。第三，随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成果以及当代西方美术理论的大量引入，美术研究急需解决许多认识上和方法上的困难，解决当代中国美术与西方相参照而呈现的“滞后”，把握美术发展的时代进程。因此，反思性的研究必然表现出一种理论深度：在宏观上对中国美术进程重新考察，寻找当时美术陷于困境的历史原因，并对美术未来走向进行预测性的探讨；在微观上关注从美术体系的具体建构原则、方法，到美术的对象、研究方法的合理运用，美术的现实应用机制、中西美术理论的对话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等问题，力求在这些问题上的突破能够带动中国当代美术达到理论的具体深化。反思性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延续到21世纪初。此期美术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出现过衰退与再兴的局面。衰退是指对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热情的削减，特别是对美的本质问题的研究的停滞而导致以该问题为中心构架的美术理论体系建构的停滞。但由于这是美术的一种基本研究，不可能不给予一定的重视。特别是在对美术的相关方面的研究中，总是会碰到美术基本理论的问题，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的目光又有所回视，当时的国家项目也以美术基本理论为中心，美术出现再兴的局面。再兴突出地表现在“新实践美术”与“后实践美术”的出现，这是在对占主导地位的实践美术的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表明一种想要超越实践美术的倾向。诸如模糊美术，审美人类学(或称人类学美术)、生存(超越)美术、体验美术、生命美术都是属于这个序列。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提出与实践美术不同的美术研究重点问题与中心问题，或使用不同的方法。
第5篇：当代美术论文范文
中国当代艺术与美学之非美学担当现象，一方面与外在现实特征及其需要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美学与生俱来的特征有着内在联系。深入梳理与分析中国当代美学遭遇，对于认识中国思想史当时阶段特征，并文学多元功能及美学形上性质，从而有效应对当前艺术与美学状况等，均有意义。
当人们谈论思想史话题时，常常将艺术和美学等等内容排除于外。反之亦然，讨论文学艺术和美学时，尽管也会说到思想背景等，但也总是将二者划分得清楚。原因很简单，文学艺术与美学等，属于专项门类史。比如，当论及“文革”之后至80年代的思想历程时，人们往往从显在的思想解放运动(如“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等)并人道主义的讨论而直接进入中国现代思想又一个重要阶段——“文化热”。而论及当时如火如荼的艺术与美学浪潮时，又从未将其作为思想史的组成部分。实际上，甚至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前即已萌发、并延续到1980年代中期的艺术与美学热潮，本身就是思想解放运动和人道主义讨论的一种表现方式。梁启超曾道，“凡‘思’皆非能‘潮’，能成‘潮’者，则必‘恩’有相当之价值，而有适合于其时代要求者也。”山“美学热”便是充满时代关怀之“思”的艺术与美学之潮。
思想解放运动前时期，思想界虽然集中揭批“文革”中起家的“四人帮”，但却仍以“文革”思想话语模式展开。“两个凡是”便是集中体现。而就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前半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已然在中国最高级别的纯文学刊物问世，同时揭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即使单从思想论，其内容也已远远超越对“四人帮”的批判而触及对“文革”的否定。作为“伤痕文学”发展与深化的“反思文学”，以及同步公开崭露头角的“朦胧诗”与“星星画展”等，进一步从人性及人的存在层面展开纵深整体性历史反思。尽管当年力挺派批评家赋予朦胧诗以所谓“新的美学原则”，即ldquo;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等，②但这本身就是再鲜明不过地在宣扬一种时代精神。而这一切，早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在理论界引起关注之前，就已在文学艺术领域广泛发生。
尽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与“星星画展”被归人“当时美学热的一种反映”，但之所以用“美学”而非“艺术”名此热潮，乃是因着当时美学理论研究藉着“文革”前第一次大讨论的题目再次群起亮相。虽属学术性思考讨论，但作为反思起步之早，影响之大，并不逊于当时的文学艺术创作。著名美学家朱光潜、钱谷融、高尔泰等人发表的众多的文章，极大地推动当时中国思想学术由政治层面向人性与历史层面进深，直接促进了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兴起。
以较为纯粹的美学研究而论，朱光潜于1978年发表《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1979年，中国当代第一本专业美学刊物、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美学研究室编辑的大型丛刊《美学》问世。1980年，《美学译文》集刊，文学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辑的《美学论丛》开始出版。美学研究进入高潮。教育部举办建国以来首次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朱光潜、王朝闻、蔡仪、李泽厚等人授课，培养了大批美学师资力量；1981年，此次美学高潮的重要著作基本出齐，如朱光潜《谈美书简》、宗白华《美学散步》、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王朝闻《美学概论》等，还有被称为当时美学热“旗帜”和“标志”的《美的历程》(其中前3章于1980年《美学》第二期先行发表)。这些看似单纯的美学学术事件，实际包含深刻的思想意义。就学派发展而言，此次美学讨论较之五六十年代的讨论并无根本性变化，仍大体是“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统一派”和“实践派”的划分。然而它却与文学艺术创作一同引起如火如荼反响，究其缘由，乃是因为“美学充当了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翼，或者说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当“思想启蒙……向着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深处挖掘”，便形成后来的“文化热”。故李泽厚认为，“如果从广义上说，文化热里头也包括了美学热，或者说美学热是文化热的前奏或一部分。”其中《美的历程》所带来的影响中，还有着思想方法和学术路径突破的意义。这种富有“主体性实践”意味的学术路径和方法，令人耳目一新，给当时思想界学术界以激动和启迪。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结构中，较为有效地突破传统认识论乃至本体论教条的思想，当属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它作为李泽厚历史文化理论的基石，成为形成“文化热”的一个重要线索和思想来源。作者也因此一时为广大青年所推崇。李氏理论尽管在“文化热”遭致某些激进观点批判，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域，迄无出其右者。而这种“主体性实践哲学”，便是出自其美学研究。在美学热潮影响下，一些文学评论人，也由文学步人人性研究。
如果说，显在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解放”含义，常常被理解为主要是回复“文革”之前的意识形态内容和思想包容宽度的话，那么艺术与美学浪潮中潜在的“解放”，则完全是一种尖锐的突进。概言之，就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思想领域而言，艺术创作与美学讨论，以其特有形式承担了思想史上的破冰使命。由“美学”而“思想”，或者说藉艺术创作和美学研究而进行思想反省，使得80年代艺术与美学热潮作为思想史事件的性质，或者说自“文革”结束后至“文化热”的中国思想史阶段一直带有美学色彩的特点昭然若揭。那么，一个艺术与美学的浪潮，又何以能够成为思想史事件，甚至充任思想史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呢这其中有着特定思想史的背景原因。
就文学艺术而言，尽管在“文革”当中，甚至“文革”前的17年里，文艺领域乃是左倾意识形态路线下的重灾区，但也正因着这一点，使得“文革”之后人们对于以行政手段干预艺术创作尤为敏感，由此又导致对文学艺术及文学理论创新特“容忍”，以致成为各种新兴思想发生的很好掩体。就美学研究而言，“文革”前持续八年的美学讨论(1956-1964)，不仅被视为中国现代美学发展重要阶段，而且被看做左倾意识形态时期的“奇迹”。尽管这场讨论由朱光潜美学思想批判开始，尽管“主观派”代表人物在“反右”或“文革”中遭遇坎坷，但一般被看做唯心主义的“主观派”和“主客观统一派”，以及与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有不同的“实践派”等，均有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于是在“文革”后的新时期里，人们便藉美学讨论而迂回突破以往因着政治批判而形成的诸多“禁区”，比如，政治对文艺的束缚，以及人性问题讨论和人道主义张扬，甚至“唯物”与“唯心”的僵硬划分和是非判断等等，其中也包括上述思想启蒙。
特定背景又含有个人因素。比如在当时思想界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李泽厚，原本主治中国近代思想，尽管最初不无成果，但却因在美学讨论中引入“实践”范畴而自成一派，声名鹊起，故其自然于“文革”后的美学热中再度呈示其同样以“实践”基本范畴的“主体性”思想，尔后又自然由“美学热”而入“文化热”，成为二“热”中重要人物。而贯穿其中的，便是彰显于从《美的历程》到中国思想史诸论中富于历史意识的思想，即同时也集中体现于《批判哲学的批判》中的历史理性主义(“人类学本体论”或“主体性实践哲学”)和启蒙主义诸观念。正因此，在李泽厚感觉中，“美学热”与“文化热”是一回事。另外，在“文化热”时期激进批判李泽厚的观点，以及《拯救与逍遥》思想观点中所带有的美学性，也是与作者个体当时的学术出身和趣味密切相关。
然而，中国当代美学热潮作为思想史事件，除了特定时期中国思想语境和个人原因而外，还有着艺术与美学特质的内在原因。关于艺术活动的多种要素与多向功能，历史上所论甚多。这里仅就美学自身特征，说明其充任思想史事件的内在学理必然。
“美学”，无论其名称Aesthetica的原本含义，或是首次以此命名哲学领域中一个新的独立学科的鲍姆加藤的原本目的，都不是在文学艺术本身。“这个词的本意与‘美’无关，它源自‘感觉’，而不是源自任何更早的代表美或艺术的词。……美学是这样一种科学：它审查感觉，以达到说明那种适用于它的完善。”即使后来经典形态的美学(无论是德国古典美学、还是意志论美学等)，其根本目的也不在艺术与审美之中。正因此，美学史家反复申明，“美学理论家所以想要了解艺术家，并不是为了干涉艺术家，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学术兴趣”。“美学并不为制造美或批评艺术作品提供法则。”美学“是哲学的一个部门”。以美学研究的传统核心对象的“美”而言，便是属于“本体”、“本质”之类形上层面的范畴(或至少是这些范畴的某种属性)，而美学研究的旨归，最终在于人的自由特性和目标的表述与张扬。正如当代康德研究专家保罗。盖耶所概括的，康德“审美理念的容最终就是人类自由的理念”，“康德以这样的看法来总结《审美判断力批判》：由于审美反应本身是一个有关想象自由(摆脱了任何外在于它的事物之束缚)的体验，所以审美经验自身以及连带地引起审美经验的对象，都可以被当做道德善的一个象征，因为道德的本质同样在于自由”。
费希特也是利用艺术与审美来表述其哲学中的“理性成熟”阶段；“谢林则宣称审美理性是唯心主义体系的顶峰。艺术作品是理性在其中得到最纯洁最充分的发展的现象”。黑格尔也将艺术与审美视为绝对精神复归的一个环节，认为“我们所要讨论的艺术无论是就目的还是就手段来说，都是自由的艺术。……这个定性是艺术和宗教与哲学所共有的，艺术之所以异于宗教与哲学，在于艺术用感性形式表现最崇高的东西。”
除了以理性主义为主要特色的德国古典美学，继之而起的意志论哲学中的美学同样如此。叔本华认为，审美“静观”乃是脱离强烈欲望，认识理念并进而把握世界本源一一生命意志的途径之一。他明白表述道，“当我们称一个事物为美的时候，我们就断言它是我们的审美观照对象，并且这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这是说对事物的观看使我们变为客观的了，这就是说，在观照它，我们所意识到的已不再是作为个体的自身，而是纯粹无欲的知识主体了，另一方面，这是说我们在该对象中所认识到的已不是具体事物，而是一个理念。”而作为审美之冠的悲剧艺术，能够最为有效地展示生命意志本质，解脱生命意志催逼。
尼采将叔本华带有悲观色彩的生命意志改造为充满乐观色彩的“强力意志”，认为生息不止的永恒强力意志的过程，构成审美和艺术以及艺术之冠——悲剧的源头。他不断重复的一个命题是，“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分理由的”。他紧接着道，“在这个意义上，悲剧神话恰好要使我们相信，甚至丑与不和谐也是意志在其永远洋溢的快乐中借以自娱的一种审美游戏。”悲剧人物之死，不过像一滴水重归大海，或是个性重新融人原始的统一性。因此，悲剧提供的是一种超脱与自由的快感。
叔本华与尼采的意志论哲学，尽管有悲观乐观之，但无不赋予美学以展示人的意志本体的意义。海德格尔美学思想与之类似，其后期思想注重对“艺术”和“诗”，并不在于单纯的艺术与审美问题，而在于对人的本真“存在”的说明与揭示，即显示存在者如何感受“明”或“敞亮”的也就是真实的存在——“诗意的栖居”。
概言之，经典形态美学表明，美学研究艺术与审美，但目的却不止于艺术与审美本身。通过比较美学与文论、画论等等一般称之为文学理论或艺术理论之间的不同，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谈及美学与各种艺术理论之间差异，人们或将其归之子范围不同，即后者仅限于艺术而前者则包括所有审美活动。虽然这并不失于某种对比，但其根本区绝不仅此，而是在于，艺术理论的目的仅止于艺术
本身，而美学(至少就其公认的经典形态而言)，其目的却在于艺术及所有审美活动后面的形而上领域。由于艺术毫无疑问地属于精神现象，因此美学研究的核心，便在于艺术及所有审美活动的感性形式所蕴含所彰显的人性、人的存在、人的生命等内容，包括其本质、样态、构成等等，而这一切归纳起来，便是人的理想状态，或者美之于人理想状态的意义(这种理想状态甚至包括了人类知识)。
第6篇：当代美术论文范文
我们认为从具体的审美过程来看，不一定能明确看出社会实践之基础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看，审美经验的基础肯定是社会实践。当今西方哲学――美学在突破思辩哲学主客之二分思维模式突出主体作用之时，为了避免陷入唯我主义，也曾试图回归“生活世界”。但这种“回归”未免虚弱，而从哲学的彻底性来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论之社会实践观更能从根本上说清经验的来源内涵。但唯物实践观的理论指导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地位仍是在理论前提的位置之上，而不能代替具体的审美经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过去以哲学代美学，以普遍代特殊的弊端。第二，经验与主体。当代经验论美学之经验当然是以主体为主的，但又不是英国经验主义纯主体之经验。而是包含着消融了主客二分，包含着客体之经验。有的是通过行动（生活）来消解主客二分，如杜威实用主义的艺术经验论。有的是通过主体的接受或阐释来消解主客二分，如阐释学美学。有的则是通过现象学直观的“悬搁”来消融主客二分，如现象学美学。第三，经验与想象。文艺的审美经验之发生是必须通过艺术想象之途径的。艺术想象犹如一个大熔炉，能将感性、知性、情感等等熔于一炉，最后形成完整的审美经验，并使审美者进入一种特有的审美生存的境界。第四，经验与表现。当代经验论美学的最重要特点是将经验同情感之表现密切相联。例如，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阿恩海姆的“同形同构说”，杜威也强调审美经验之“情感特质”。第五，经验与。经验论当然肯定感觉、，并以其为基础。但当代经验论美学又不仅仅局限于、感觉。如果仅仅局限于那就会脱离审美的轨道。康德曾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判断先于”的命题，虽然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但我们认为这仍是美学的铁的定律，难以和颠覆。许多美学家在承认的同时，也是强调对之超越的。例如，杜威论述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相异性也是试图超越日常经验其之生物性。杜夫海纳运用现象学“悬搁”之方法，更是强调对“此在”的超越走向形而上的审美存在。第六，经验与接受。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当代阐释学相结合，强调阐释的本体性。这样，在阐释学美学之中所有的“经验”都是此时此地的，都是当下视域与历史视域、阐释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这样，我们就将当代经验论美学与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结合了起来。第七，经验论与心理学。经验论美学肯定包含许多心理学内容，如感觉、想象、意向、情感等等。但审美的经验论又不等同于心理学，如果等同的话，文艺美学就将走向纯粹的科学主义，从而完全抹移了文艺美学特有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人文主义内涵。这是包括现象学美学在内的许多美学家特别忌讳的事情。所以在承认审美经验所必须包含的心理学内容时，还更应承认其具有拓展到社会的、哲学的与伦理学的深广层面。第八，经验与真理。这是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存在论美学紧密相联所必具的内容。当代存在论美学将审美活动同认识活动相分离，由此审美经验并不导向认知理性的提升，而是通过艺术想象实现对遮蔽之解蔽，走向真理敞开的澄明之境，从而获得人的“审美地生存”、“诗意地栖居”。所以，审美经验、艺术想象、真理的敞开、诗意地栖居都是同格的。这正是当代文艺美学所追求的目标。第九，经验与对象。传统美学都把审美对象界定为一种客观的实体，自然物与艺术品等等。但我们认为审美对象是意向性过程中的一种意识现象，在主观构成性中显现。也就是说，审美对象只有在审美的过程中，面对具有审美知觉能力的人，并正在进行审美知觉活动时才能成立。它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没有了审美活动就没有审美对象，但并不否认作品作为可能的审美对象而存在。
审美与生活、艺术与商品、文化与文艺、欣赏与之间的界限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于是从新世纪之初就出现了有关文学艺术的边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评价、文学的文化研究的评判等等问题的讨论与争辩。我们认为这种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试图以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这一文艺美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作为认识以上大众文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现象的一种理论指导，也以此对这次讨论提供一种也许是不成熟的见解。我们认为，当代文艺美学的审美经验理论应对当代大众文化中审美的生活化和生活的审美化两个相关的部分起到指导作用。其实是审美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审美化是两个紧密相联、统一为一体的部分。都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来艺术与生活分裂，走向异化的严重问题的解决。所谓审美的生活化，是解决艺术与生活的脱离，承认并正视审美所必然包含的内容与文艺所必然包含的生活内容。使艺术走向生活与万千大众，成为人们休息娱乐的方式之一。同时也不可否认某些艺术产品具有的商品属性，并给人们带来某种经济效益。早在1934年，杜威出版《艺术即经验》一书。针对艺术脱离生活的现状和大众文化之方兴未艾，充分论证了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延续关系”。但这只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理论所包含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也只是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学艺术的一个方面的属性。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生活的审美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不仅包含着原生态的生活，更要包含对这种生活的超越；不仅包含必不可少的感性，更要包含体现人类生存之精髓的意义。如果说审美的生活化是一种回归，那么生活的审美化则是一种提升。没有回归与提升结合，那么真正的审美与文学艺术都将不复存在，而只有两者的统一才是审美与文学艺术要旨之所在。因为没有前者，审美与文艺必将脱离大众与当代文化现实，而没有后者则审美与文艺又不免陷于低俗与平庸。而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审美与文艺发展的坦途，也才能为文艺美学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审美经验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完整性”和“理想性”。成为全书的中心界说，值得我们借鉴。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也是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在当代进一步发挥作用开辟广阔的空间。中国美学发展从20世纪初，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发生了某种程度断裂。此前是传统形态的美学，此后受到“西学东渐”的深刻影响，则是接受西方美学理论话语。这前后两种美学形态尽管不可避免地有所联系，但在理论内涵、话语范畴和精神实质上均有明显区别，是一种明显的理论断裂。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两者“不可兼容”，而是“宿命的对立”。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价值问题被严峻地提到我们面前。而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则为中国传统美学进一步发挥当代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因为，我国传统美学的确没有西方美学那样借以反映审美与艺术本质的概念范畴，而主要以对创作与文本的体悟作为理论的基点。这恰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从先秦时期的“兴观群怨说”，到汉魏时期的“言志说”、“意象说”，到唐宋时期的“意境说”、“妙悟说”、“心物说”，到清代的“情景说”、“性灵说”与“境界说”等等可谓一脉相承，都是对文艺审美经验的独特表现，反映出中国古代美学的特有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与极其重要的价值。这些美学理论不仅给我国文艺家与美学家以滋养，而且也对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诸多西方美学家以理论的滋养。我们相信，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特别是我们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为理论出发点，并自觉地以之总结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必将在新时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论述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范畴时遇到了审美是不是文艺的基本特征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审美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的观点。但我们所说的审美不是狭义的优美，而是广义的美。也就是包含着优美、崇高，以及悲剧、喜剧和丑这些广泛内容之美。只不过在审美心理效应上都是一种肯定性的情感评价，而不是相反的否定性的情感评价，诸如恶心，嫌弃之类。这就要求作者在作品中包含一种审美的价值取向。
第7篇：当代美术论文范文
回到中国的2009年艺术中来，大家似乎突然对前几年大量流行的艺术样式有了些厌倦，要做出反思的举动，这种厌倦既来自于对流行的商业当代绘画，也来自对传统的形式绘画，更来自于对种艺术情绪的思索。这年并不因为经济的危机而萧条，虽然市场成交量少了，但艺术的活动和人们的行动并不减少。年初是人们呼吁要忍耐、要坚守信念，之后有“中国现代艺术大展”20年回顾事件，随后是严肃的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国际论坛开锣，再有艺术北京、艺术博览会继续隆重登场，进入深秋，成都双年展开幕、宋庄艺术节开场、798艺术活动频繁，进入年底，“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等等，都一次又一次地牵动了艺术界的敏感神经。从年初艺术与市场关系讨论的对峙到年中的“意派”之争，9月的“批评家年会”疑问，年底的“批评家提名展”反思、“当代艺术”是否招安、体制化是否接纳当代艺术等等话题演绎着2009年的艺术事件。一年之中各种学术性论坛不断，有回顾改革30年美术成就的，也有总结60年新中国美术历程的，不论哪种学术类型，“当代”成了主要的话语，成了当下最具论争性的概念。
艺术创作：在反思中变化
2009年，艺术的创作表面上在沉静中，实际上在涌动着变化，变化来自自我的反思和时代的需要，一味停滞于某种模式或样式，必然被时代所放弃。2009年对艺术的反思有很多，如新绘画及其边界、数字时代的新媒体艺术、中国纪录片和纪实摄影的展示与讨论等。对绘画的讨论很多，对所谓新绘画的实践也有行动，对新画家的塑造也有努力，但是否兴起股中国新绘画的力量或潮流，不在于形式、图像的表面变化，而在于其背后的思想行动和艺术家与时代观念的思考。
当代影像：呼唤理念上的进一步突破
2009年，当代影像在沉默，虽然摄影大展、小展不断，但突出的新人新现象尚不足以引起热点，继续沿用了之前的手法，对影像的讨论不如对“当代艺术”的讨论热闹。影像作为新时代具有视觉表现力的一种媒介，应该得到更大的重视，但不是限于技术的重视，而是一种理念的重视，一种新时代艺术的重视，要跳出就摄影论摄影的小圈子，要进入到整体的当代艺术思考框架中。
行为艺术：热闹且喧哗
行为艺术依然是一个敏感地带，但没有引起大范围的争议，集中的活动有几次，如北京草场地5月份举办的行为艺术节、9月份798举办的国际行为艺术节等，都试图表明行为艺术在当代的姿态，但影响如何、意义的阐释如何、在中国当下语境的深入如何，都需要探讨。它作为最民间、最草根的当下艺术形式保持着很强的表现欲、矛盾性，但行为艺术不能仅仅限于表演之中，它与艺术家的生命体验、社会意识形态关系体验有着密切的关联，没有这些，仅仅是热闹，不足以震撼与社会切入的事件化。行为艺术乃是一种事件姿态，而非艺术姿态，是一种生命感的传递，是观念智慧的散发，而不是戏剧的效仿。
雕塑与装置：语言思维依然受缚
2009年，雕塑与装置都有所表现，也都有所争议。作为雕塑，其语言形态没有大的突破，没有新的雕塑艺术家入场。而表现为装置的作品却虎虎有生气，如隋建国的《动力的张力》、孙原一彭禹的《自由》是突出的个案。实际上，雕塑到装置之间的切换与交替，是当下这类作品的课题，也是艺术思维的考验和挑战。如果雕塑语言思维没有解放，所看到的不是为了商业流行样式做的华丽玻璃钢作品，就是笨拙、粗鄙的空疏作品――没有雕塑语言的形式跟进，也没有塑造新的空间关系的探索，一味地在写实、塑形上做文章，大大地误解了当代雕塑的含义和多样性。
水墨艺术：国家文化策略的姿态
2009年，水墨艺术显得很活跃，议论的声音非常多，既与水墨艺术本体的思变有关，也与国家文化战略及文化软实力兴起有关。关于水墨的大展不少，也积极走出国门，在欧美巡展，如“墨非墨”、欧巴罗中国文化节，这似乎表明了当下国内的文化策略的一种姿态，但关于水墨的创作与理论批评却不是如此简单。其中的时代性、艺术作品、水墨变化都有关系，并不是拿笔画水墨，就意味着占据文化的制高点。水墨的特殊性不等于文化软实力的具体性，水墨如果要纳入到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中应以更宏阔的当代文化创造为基点，而不是停留于水墨材质这样简单的理解上。特别是需要创作水墨艺术的艺术家有更为宏阔的文化视野，至今讨论到水墨依然沉浸在传统文化性、历史悠久性、文化遗产丰富性、民族主义立场性等方面。水墨之文化想象要解放的东西不少于流行的“当代艺术”，对水墨这一媒介所负载的民族文化心理需要在时代的思想创造中释放，而不是自我满足、自我沉醉，表面的宏大叙事不能回应时代的抱负，没有沉重的语言观念转换，墨依然是墨，而没有实现真正的“墨非墨”。
当代艺术批评：市场萧条批评热闹
2009年，对艺术批评的讨论多了起来，也就是在所谓的市场萧条之时，人们又想到了批评的重要和需要批评。批评，并非如人们所说，仅仅为了市场存在或迎合了市场。关于中国艺术批评的误解相当多，而2009年是延续了前几年艺术批评在当代艺术中的活跃状态，只是09年更多了新一代批评家进场的热闹。5月北京举行的“中际论坛――中国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国际研讨会”不仅邀请了国际上著名的艺术理论家、批评家，也邀请了中国的批评家，新一代的批评家也受到邀请；6月云南大理举办了青年批评家论坛，也是青年批评家积极活动的事例；8月，中国民间力量支持艺术批评，评选了第一届“蒲果毅艺术批评奖”，三位新一代批评家获奖；9月宋庄举办了第三届批评家年会，会上青年批评家的表现引人注目；11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杂志社举办了第二届“青年艺术批评奖”征文活动，获得积极反响，正逐渐成为推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学院力量；12月，“中国当代艺术奖”2009年艺术评论奖评选揭晓，也是旨在推动独立的当代艺术批评，提高艺术批评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意义和作用。
另一方面，正因为新一代批评家的入场，引起了艺术批评界和艺术界的瞩目，也带来了几代人的彼此对话，艺术批评前辈们对新一代批评家既有肯定，抱有很大的期望，也有批评，希望青年一代不要焦虑，因为他们还有很长的时间要走。中国的艺术问题不是批评家太多，而是太少，艺术批评的展开不是针对批评家的展开，而是针对艺术问题的展 开、针对当前艺术弊端的追问。青年批评家的出现是必然的，时代总是一代一代地向前走，但是否把握了一个新时代的问题和走向，对于艺术批评是任重而道远的。批评是一种力量，而且要独立。这一点，2009年有很好的表现。
艺术网站：艺术传播的重要阵地
艺术网站在2009年又有发展，成为当代艺术传播的重要平台之一，如雅昌艺术网、艺术国际、世艺网、中国艺术家批评网、今日艺术网、99艺术网等。艺术网站不仅扩大了艺术信息、资讯的传播，打破了地域限制，而且具有人人参与的民间性，成为人人有机会发言的平台，民间的各种议论、各种观点瞬间在网络上出现，既有平面媒体见不到的尖锐和个人观点，也有矛盾、甚至口水、人身攻击，富有很强的大众娱乐、众生欢唱的性质，也消解着艺术话语的严肃性、文本性。网络文化的研究将成为关注点。
艺术活动与设施：私人资本强力介入
2009年还有的重要艺术现象是，中国的美术馆建设成为重要的视觉风景线，私人建美术馆的计划仍然在进行中，未来将有更多私人投资的美术馆出现。美术馆开始大力参与到当代艺术的研究、展览、收藏中，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与变局将因为众多专业美术馆的出现而发生微妙的变化，如中央美院美术馆、中国美术馆、武汉美术馆、浙江美术馆、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广东美术馆、上海美术馆，西安有新建的曲江美术馆等等。私人投资做艺术活动也颇多声势，频繁闪亮登场，如成都双年展、艺术长沙。在年终曲尽的时候，艺术市场、拍卖又好像热闹非凡，上亿的拍品让人难以理解购买者的行为是为了艺术收藏、还是为了投机，中国艺术的收藏需要理性回归、需要拓宽视野成为众多人的希望，而艺术市场是否真正回暖要看2010年的表现了。
总之，2009年的艺术是在不平静中沉思突变，而2010年将迎来更加活跃的中国当代艺术。
2009年中国当代艺术大事记
2009年，当代艺术市场在金融危机的洗涤下，慢慢回归理性。市场上的平静，反而让各种当代艺术活动、展览以及研讨会受到更多的关注。从年初到年末，层出不穷的艺术活动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话题，高潮迭起。本刊从众多当代艺术活动和事件中选出2009年中国当代艺术十件大事。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回顾，人们或许可以再次回味已经过去的2009中国当代艺术圈带给我们的思考。
1 “中国现代艺术大展”20年回顾
1989年2月5日，“中国现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被誉为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举办和参与的现代艺术展”，展览中发生的“孵蛋”、“枪击”、“”等行为艺术使得该展成为中国美术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20年之后，“中国现代艺术展”文献展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面展出“中国现代艺术展”的原始文献资料，包括照片、影像、通信和展览相关文件等，以纪念20年前“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的时代意义。
2 “中际论坛”举行中西学者同为中国当代艺术把脉
2009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国际论坛”(中际论坛)以“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为论坛主题。该论坛由中国当代艺术基金与美国芝加哥亚洲艺术研究所共同发起。3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及学者共同探讨了世界艺术史视角中的中国当代艺术及中国当代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之间的关系等艺术理论的议题。
3
“艺术北京”影像艺术唱主角
2009年的“艺术北京”已经是“艺术北京博览会”成立之后的第四届了。2008年，“艺术北京”新辟专场“影像北京”，成为亚洲首个当代影像艺术博览会，取得热烈反响，影像艺术收藏从此更加被人们所了解和接受。2009年的“影像北京”则成为“艺术北京”的重头戏，不仅在摄影方面的参展商有所增加，此外还开辟了录像作品专区，大大完善了“影像”的概念。国际影像收藏界巨擘M+M Auer夫妇也出席“影像北京”，在中国第一次展出他们的个人收藏。
4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惹争议
2009年6月，威尼斯双年展开幕。中国馆的主题为“见微知著”，策展人为卢吴和赵力，参展艺术家包括方力钧、何晋渭、何森、刘鼎、邱志杰、曾梵志和曾浩。从策展人的选择到中国馆的空间设计和艺术家选择，争议一直不断。卢吴是艺术家，而赵力是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其在艺术市场领域的研究比较引人关注。有人质疑策展人评选的公正性，也有人认为中国馆的空间处理过于随意，策展人所选择的艺术家及创作没有实现对中国馆所在地“油库”空间的创造性理解和突破。
5 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举行
五年一次的全国美展在2009年迎来第十一届。从2009年8月至10月，各类艺术创作陆续在全国十个展区分别展出。其中，中国画展区设在上海，油画展区设在武汉，版画展区设在南京，雕塑展区设在长春，水彩、水粉展区设在盘锦，壁画展区设在北京，漆画、陶艺展区设在厦门，艺术设计展区设在深圳，港澳台展区设在汕头，动漫、年画、漫画、连环画、插图、综合材料展区设在哈尔滨。各展区共计展出作品约3700件。从展览到评奖，第十届全国美展成为2009年最受关注的艺术事件之一。
6 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北上任职
2009年中，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不再担任广东美术馆馆长职务，而是北上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执教，并兼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一职。王璜生任职馆长达十年，广东美术馆从无到有，发展成为一家规范的现代美术博物馆，广东艺术界普遍认为王璜生对提升整个广东的当代艺术氛围和促进当代艺术在广东地区的发展，功不可没。对于王璜生离职一事，广东艺术界相当关注。王璜生卸任后的广东美术馆前路如何?谁将成为王璜生之后的新任馆长?这些问题都成为广东艺术界关注的焦点。
7 私人资本助力“艺术长沙”
2009年10月底，170多位艺术家、策展人、画廊老板、艺术记者等乘坐包机，空降长沙，参加2009“艺术长沙”，其中几乎包括了所有当代艺术界身价最高的艺术家和当红的中青年艺术批评人。“艺术长沙”由长沙收藏家谭国斌出资600万举办，他在采访中称自己出资举办“艺术长沙”的原因是为了弘扬当代艺术，但一个收藏家举办的展览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公益性依然受到人们的怀疑。而在一个资本运作的“艺术长沙”活动中，艺术批评家在其中的身份也是尴尬的。
8 “批评家提名展”遇尴尬
2009年11月，“2009中国美术批评家提名展”在北京举行。参加展览的35位艺术家均由“领升艺术论坛”学术委员会邀请的16位与会批评家提名。近年中国做展览很少采用批评家提名展这种方式。提名展需要传递一种非常强的立场和姿态，如果艺术家没有立场、没有态度，批评家提名肯定就失去了他的锋芒和意义。此次提名展，人们纷纷关注哪些艺术家被提名，也关注是哪些评论家提名了哪些艺术家，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很多尴尬。
9 “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艺术家纷纷成“院士”
2009年11月13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当代艺术院(CAAC)正式挂牌成立，院长由罗中立担任。蔡国强、方力钧、张哓刚、曾梵志、汪建伟、王广义、徐冰、许江、韦尔申等20多位艺术家成为首批聘请的专家。中国当代艺术院致力于成为集艺术研究、创作、教育为一体的学术机构，担当起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使命，进一步推进当代艺术的国际交流，引领中国当代艺术向完备、有机、健康、多元发展。但它的成立也再次引发人们对于体制化是否接纳当代艺术等等的讨论。
10
第8篇：当代美术论文范文
西方美学的影响在20世纪末的中国经历了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西方美学特别是德国的古典美学曾经吸引、感召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文学者。它所起到的社会解放作用是其它人文学科望尘莫及的。美学为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赋予了一种极为理想化的意义，即审美作为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所昭示的生存自由。但是，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和伊格尔顿的术语说，这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想象的表述。本章主要从美学的层面探讨生活艺术化和审美经验在当代社会中的命运；在描述这种美学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和社会作用的同时指出，由于1990年代以后中国急遽向商品社会转化，美学的上述意识形态功能也因之逐渐丧失。不仅如此，审美本身由于资本的同化作用已经成为一种客体的、物质的、量化的存在。这是当年的唯美主义者所无法想象也难以承认的。
一、 1980年代的"美学热"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兴起了一次"美学热"。在学术界、文艺界，美学与艺术问题引发了无数次热烈的讨论。首先是1977年诗人何其芳披露了毛泽东1961年关于"共同美"的谈话，引起文艺界对人类审美意识的是否具有共同性的大讨论，一直持续到1981年左右。接着就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80年代初再度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手稿》中蕴含的美学思想即关于"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劳动创造了美"等命题被看作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基础。到了1980年代中期，主体性美学，特别是朱光潜的主客体统一理论和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已经成为学术主潮。当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1985－1986)发表之后，主体性美学的讨论在更为通俗的层次上展开，因而也更为深入人心。1
今天看来，当时人们对于美学的热情确实超乎寻常。那时美学专题充斥于各种学术刊物2， 美学专著层出不穷，美学译著也是汗牛充栋。西方近现代的许多美学著作均被翻译成中文。李泽厚主编的一套"美学译文丛书"覆盖面很广，包括克罗齐、科林伍德、杜威、克莱夫·贝尔、苏珊·朗格、玛克斯·德索、托马斯·门罗等人的著作。3 甘阳主编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也选录了马尔库塞和耀斯等人的美学著作。4 有趣的是，西方一些非美学领域的学术著作，比如某些符号学著作，也被冠以美学的题目出版。如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1964)的一个中文本的译名为《符号学美学》(1987)5。 在一些课本教材中，西方文论的各个流派最初也是被当作美学流派加以介绍的。6 这可以说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种泛美学化倾向。美学跨越了学科的边界而不断扩张，其号召力和影响力可以略见一斑。当时无论学者教授还是年轻的文学爱好者，都以谈论和研究美学为时尚。美学一时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显学。朱光潜、李泽厚的美学著作甚至在社会上非学术圈子里广为流传。和今天的畅销书相比，它们的销量也绝不逊色。
与此相呼应，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对西方以文本为核心的形式主义文论也进行了系统的翻译与介绍。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芝加哥学派、原型理论、结构主义诗学的主要著作在中国均有翻译，其代表人物也有详细的介绍。这些翻译介绍引发了人们对文学独立性的思考以及对文学文本的关注。特别是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1942)的翻译出版(1984)，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7。 他们所提出的"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的外部研究"的区分，8 成为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依据。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审美特性，也就是形式主义文论家雅可布森所说的"文学性"，受到极大的重视。
这场声势浩大的"美学热"以及文艺界对文学独立性的追求是值得深入反思的。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当时所涉及的理论问题。那时的热门话题诸如美的客观性、主观性、实践性及其主客体关系以及艺术的"内在形式"等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是，在美学争论中形成的一整套关于审美经验的话语，即对主体性的探讨，对审美感性的强调，对文艺独立性和所谓"内部"规律的研究，使审美本身获得了前所未有重要性，也使文学文本获得了一种非政治化的存在基础。文学似乎可以脱离思想意识形态，脱离社会生活的其它部门，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存在。文学的认识功能和政治工具功能让位给一种更普遍、更抽象、更感性化的功能，即审美功能。文学艺术首先是一种审美活动，它本身自有特定的规律。文学不是知识，更非政治，它诉诸于人的感性。
我们应该记得，在此之前的传统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是强调理性、认识论以及社会性的。别林斯基、恩格斯和卢卡奇的"典型说"是权威的理论，自194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外，"形象思维"也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概念，对这一概念的梳理和讨论构成了文艺论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典型"理论强调的是历史发展规律；而"形象思维"概念强调的是艺术的认知功能。虽然它们不排除文艺的感性存在，也认可"典型"的生动活泼的个性与形象的审美特点；但实际上这种理论的意义恰恰就在于超越人的个性与感性存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对于个性和感性的一种否定形式。感性的形象仅仅是对社会生活理性认知的途径；个性化典型的背后是抽象的时代共性。正是在这种政治化和理性氛围中，美学话语的不断增殖，对文学的文本特性的过分强调，实际上是助长了人的感性解放。审美感性在激烈的美学争论中得以迅速地合法化。对审美感性的讨论，无论是正面的提倡还是对它的否定批判，结果都是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它的存在。这成为对那种非个人化的文艺思想的行之有效的话语颠覆。 在文艺创作领域，对审美感性的追寻就更为直接而大胆。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北岛、顾城的朦胧诗，王安忆、贾平凹、莫言的寻根派作品，邓友梅、陆文夫的市井民俗小说，所有这些无一不打上审美至上的烙印。这些作品对于人物心理感受进行深入开掘，对审美情趣着力于细致入微的表现，在形象塑造中突出其生动活泼的个性，而思想主题的表达则刻意含蓄模糊。这时"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被重新拾起，唯美主义也不再是一个贬义词，审美经验、审美感受一时成为时髦的术语。
1980年代被称之为思想解放的年代，与此同时也孕育出一个审美感性的狂欢节。1980年代所颂扬的主题是人文主义精神，与之一脉相承的则是心理美学和形式主义文论。前面我们看到，西方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的发展，同样也有这样一个贯穿始终的解放主题。如前所述，哈贝马斯认为审美在历史上曾经是对人类异化的一次强烈的反抗，席勒的理论"构成了对现代性的第一次系统的美学批判。9" 席勒痛斥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使个体分裂成碎片，哀叹人难逃异化的命运。他认为理性化过程把社会变成一个机械装置，人被物化为其中的一个个零件。人们的"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10 在人成为自己感性存在的对立面的情况下，只有游戏，也就是艺术，使人可以重获自由，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的最高境界。审美就是要以艺术的方式，把人从这一物化的过程中解救出来。
在1980年代的中国，艺术正是被赋予了这样一种想象的解放作用。美学与文学的自律成为人文主义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人们把审美作为普遍有效的准则，将艺术看作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表现形式。虽然1980年代的创作多以本土化的面貌出现，比如市井小说的民俗内容和寻根小说的原始文化，但是这些作品都洋溢着浓厚的唯美气息。这里的民俗和原始文化已经抽象化、形式化、审美化，象公园里的假山和室内的盆景，是一种人造的风俗；目的是表现一种普遍的美学原则，一种文化的世界主义。而这普遍原则中蕴含的理念就是人的丰富感性与个体尊严。
二、1990年代传统美学理论的衰落与审美作为生活现象的兴起
然而自1980年代末以降，中国的文学理论与美学现状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与上一个十年的美学热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学理论的沉默。这并不是说美学作为学科已经消亡。美学家现在仍然在耕耘，美学著作也不断出版。但是美学当年的风光不再，美学著作也不会拥有过去那么多热情的读者。总之美学问题已经不再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美学理论似乎耗尽了它的能量，又退缩到纯粹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一角。
美学的衰落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其直接相关的就是文艺创作领域中审美性和艺术性的丧失。1980年代高蹈的审美情趣与精致的艺术形式已经被1990年代世俗的趣味与商业化的文艺垃圾所取代。悦志悦神的美学理想已经被悦耳悦目的平庸文艺创作所顶替。而文艺作品的快感继而发展为颓废、色情、恶俗、官能刺激以及语言粗鄙化，成为粗制滥造的文艺快餐。快感取代美感，牛鬼蛇神胜过风花雪月，已是不争的事实。审美感性的解放如同是打开了一只潘多拉盒子；文艺界群魔乱舞，文艺作品良莠不分。艺术的终结，黑格尔耸人听闻的预言，如今变为有目共睹现实。当代文艺实践这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景，实在是对1980年代追求审美至上和艺术独立性的一个极大的讽刺。审美和艺术从政治传声筒的角色解放出来，然而却迅速改变了初衷，摇身一变成为商品社会的奴婢。祁述裕在《市场条件下的文学艺术》(1999)一书中对当代文艺的现状作了全面的描述。他指出这时期的文艺作品充斥着"病态、丑陋、肮脏、残忍的意象"，"这时期众多的小说充斥着使人恶心的场面，令人惊悸的屠戮和死亡。……这些场面和描写在传统诗学看来是绝对地被视为非文学因素而加以排斥的。""诗人将这些丑恶引入作品不是意在加以贬斥，而是欣赏和玩味。它体现的是与50－60年代，也与朦胧诗炯然不同的新的诗学原则。" 11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两个十年如此鲜明的反差？是美学学科本身的衰落，还是人们审美趣味的转变？是社会生活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关注于其它社会问题，还是美学因无法跟上历史潮流而产生了危机？的确，1980年代热烈讨论过的问题诸如文学主体性，审美经验的结构，主客体之间的格式塔对应，以及文本的阅读经验等等已经不能对我们今天生活中的转变作出有意义的阐述。也就是说，传统美学作为意识形态，如今对当前我们自身的存在进行表述时产生了困难。在当代大众文化的冲击下，这一套美学理论赋予艺术的解放功能完全丧失了意义，因此必然会受到人们的冷落。 但是，传统美学理论的危机与文艺创作中"文学性"、"艺术性"的丧失并非意味着审美问题在实际生活中的消亡。相反，审美作为社会现象(而非文艺现象)，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突出地显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得自实际生活的审美经验哪里象今天这样丰富多采，五光十色；我们日常生活中"美"的事物哪里象今天这样比比皆是，目不暇接。如果我们暂时搁置关于美的本质的复杂理论探讨，从最通俗的意义上理解美感和审美活动的话，那么，从城市街道到购物商厦到电视广告，从人的衣食住行到整体生活方式，从号称中国香榭丽舍的新王府井到古香古色的平安大街，从妖艳多姿的服装模特到包装精美的书籍礼品，"美"充斥一切生活领域，"美"的形式受到前所未有的热烈追捧。我们的审美感觉不断得到拓展，审美主体一次又一次受到生活中新鲜形象的冲击而感到震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断美化，处处受到美的渗透。詹明信认为当今最出色的艺术家是制作广告的那一批人，12 此话并非虚言。一幅绚丽的电脑广告公然宣称，唯美加科技等于双倍的诱惑。
"唯美＋超薄科技＝(诱惑)2"。"唯美"一词已经走下艺术的神坛，成为广告和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语汇之一。"超薄科技"象征了感性的量化；而商品的诱惑可以来自审美物化。明基电脑广告。又载《南方周末》，2002年4月25日c17版。
由此可见，"唯美"一词已经走下艺术的神坛，成为广告中光芒四射的人物、美轮美奂的形象、戏剧化的情节以及音响、色彩、情调、氛围中的诗情画意。这一切浓缩在一个有限的时空之内，在瞬间给人以强烈的审美感受。社会生活的全面审美化不仅带动了主体方面审美感觉疆界的开拓，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审美现象发生了大规模位移：审美从传统的理论和文艺的领域急遽转向社会生活的领域。那么这一盛一衰意味着什么？
也许人们会说审美解放运动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13 生活的艺术化或者说审美感性在社会生活其它领域的迅速扩张无疑与1980年代的唯美主义有着传承关系。如今，人们感性生活的丰富性已今非昔比。当年政治理性主导一切的状况已经根本改变。因此人们也可以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审美活动的民主化，因为"传统审美活动的内涵的狭隘性、封闭性、贵族性等局限被打破了"。14 但是，实际情况是这种乐观的表述那样简单吗？
三、 "从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审美解放的悖论
如前所述，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早在《启蒙辩证法》(1940)中就尖锐地指出，"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15 近年来的社会发展已经显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分析的启蒙主义的后果已经在我国出现。而在审美领域，这一后果的表现尤为明显：如今审美已不再具有当年的革命性和解放性的功能。它曾经具有的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内涵已经变质。在资本的扩张使我们的日常感性生活纳入市场的运作过程之后，审美经验的性质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试想，当你可以在市场上以普通商品的价格轻易地买到任何一种审美物品、审美活动甚至审美经验时，审美价值还如何能够唤起你心中的敬重之情？当广告商人明白无误地告诉你，"美丽，当然也可以定做"16， 那么审美活动又如何能与古往今来艺术家的辛勤劳作以及人文学者所珍视的境界和顿悟相提并论？17 审美的批量生产与市场化必然是审美的贬值。美学的沉默，特别是传统的美学理论－审美救赎理论(席勒)、生活的艺术化(佩特、王尔德)以及我国的主体性美学(李泽厚、朱光潜)－的衰落，正是由于它们无法直面现实生活中有关审美的这一重大转变，也无法解决商品文化条件下审美活动完全背离审美解放功能的尖锐矛盾。这一系列理想主义的审美理论框架再也无法容纳这一全新的、作为对主体性进行全面否定的审美现象。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及其否定性作用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并在本世纪中期以来引起理论界的重视。法兰克福学派率先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美学批判。如前所述，阿多诺在《审美理论》中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当代艺术的商品性质与审美活动的物化现象。他把关于启蒙主义思想中的解放与控制的二律背反原理应用于美学和艺术领域。他指出，随着主体的解放，艺术自律观念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但是艺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这种表面上的独立性掩盖了真正的"社会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要比先前的任何社会都更加彻底地整合了艺术。" 18当代德国美学理论家沃尔夫冈 · 弗里兹 · 豪格则指出在商品社会中我们的审美感性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载体。他在《商品美学批判》(1971)一书中说，"在这种背景下，感觉已经变为经济功能的传载工具，变为起经济作用的那种魅力的主体和客体。不管是谁，只要控制了产品的外观就可以通过诉诸公众的感觉来控制他们。" 19德国美学家威尔什也认为生活的审美化"服务于经济目的"，如今审美不过是一种"现实的化妆品"。他在《消解美学》(1997)一书中说，"与美学的结合竟然使那些不可销售的东西变成可以销售，使那些已经可以销售的东西得以两、三倍地改善。""那个古老的梦想，即通过引进美学来改变生活和现实的梦想，看来已然实现。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从艺术中搬来的不过是最浅薄的因素，实现于最粗糙的形式之中。优美充其量不过是转换为美丽，而崇高则降为可笑：拿破仑已经指出，从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20
的确，如今在生活里俯拾即是的审美形式中丝毫见不到传统美学所寄予厚望的精神内涵。我们在绪论中谈到，面对当代社会中审美的泛滥，博德里亚十分悲观。他在《邪恶的透明》一书中指出，人们一般仅仅注意到世界的商业化，看到万事万物都服从于商品运作的规律。但同时世界也经历着全面的审美化，万事万物都转化为形象与符号。我们的社会系统的运作"与其说依赖于商品的剩余价值，不如说依赖于符号的审美剩余价值。"但是这一审美化过程是混乱的，无序的，否定性的，"象癌症"一样无限"扩散"，使我们完全丧失了区分美丑的价值判断。21 我们熟悉的英美学者詹明信和伊格尔顿也持有类似的看法。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引述了詹明信关于"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等领域无处不在"的观点22。 的确，德国古典美学家所倡导的那种独立于社会实践与科学认识的心灵美学，那种拒绝商品化的纯粹审美经验在当代已不复存在。在后现代时期，伊格尔顿也认为，"另一种不同的审美化形式完全渗透在后期资本主义文化之中。它膜拜风格和外表，对享乐与技术无比狂热，使能指物化，以混乱的激情取代话语的意义。" 23
上述理论家都不约而同地指明了审美在当代生活中可悲的变化。我们在考察了中国现代史之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审美救赎理论在实际生活实践中的失败并非偶然，因为1980年代的"美学热"不过是1920－1930年代中国第一次审美救赎运动的翻版。在上一章我们看到，自1917年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以来，当时知识分子倾倒于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将唯美主义"为艺术而生活"的理想付诸实践：艺术提升人生的境界，而且是日常生活和社会规划的准则。艺术和审美这样的字眼早就充满了无限的魅力，艺术的人生观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成为文人墨客的时尚。宗白华、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张竞生、郭沫若、朱光潜、江绍原、吕澄、甘蛰仙、华林、李石岑、杨哲明、唐隽、周谷城、徐仲年等等均主张生活的艺术化，或认为"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或要求把我们的生活"当作一个高尚优美的艺术品似的创造"。他们倡导"美的生活"、"美的人格"、"美的态度"、"美的人生之路"、"生活的艺术"。24 总之他们均不约而同地提倡"为艺术而生活"。而1980年代的"美学热"，其思想核心仍然是将审美和艺术当作人生的归宿与社会的终极理想，当作主体建构 ("建立新感性") 和社会改造 (审美教育) 的必经之路，而"自然的人化"被视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然而，生活的艺术化可以增进个人的修养，但也可以成为以审美为形式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商品化。"自然的人化"可以是审美教育的目标，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完全可以演变为人的心理和感性的彻底物化。审美理想的背后也可以是资本的运作。因此，无视当代社会以资本为核心形成的社会权力关系，追求抽象的心灵解放，历史已经证实这是徒劳无益的。事实是，所有这些审美乌托邦在1930年代以后便淡出人们的视野之外。倡导审美救赎的声音最终消失在上海大都市商品文化的滚滚红尘之中。如前所述，上海30年代的颓废派作家邵洵美、叶灵凤、章克标等人无一不沉醉在感官刺激与消费的生活方式中，而西方的唯美主义正是他们的艺术理想与生活追求。在当代我们更是可以亲身体验到审美如何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成为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中的一部分。1990年代的学者热切希望"重建人文精神"，呼唤1980年代启蒙精神的复归，实际上反映出传统的美学与艺术精神在当代文化生活中全面衰落。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衰败恰恰是审美解放本身所固有的逻辑。正如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奏是劳动者获得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而从封建领地解放出来的农民所获得的独立性恰恰是进入市场并成为新的工业社会奴隶的先决条件；审美从政治活动中独立出来也同样是为其商品化扫清了道路。人的感性存在脱离了政治意识形态控制之后，又成为资本控制的对象。这就是审美的悖论：审美作为乌托邦从救赎到物化的历史命运。
以上我们对"美学热"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负面意义作了初步探讨；并对传统审美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进行了简要地考察。可以看出，在当代商业社会中审美活动发生了一个"向外转"的过程。传统美学所描述的心理积淀或人化自然的理想在当代生活中表现为物化的心理与量化的自然。审美趣味在当代社会中高度专业化，使资本、雇佣的技术劳动者与批量生产成为审美活动的基本要素。审美已经不再是个人化的心理塑造，而是由社会主导的、服从于专业化指导的社会的结构化需求。审美成为一种促使以资本主导的权利结构内化于人的感性的中介。高技术社会可以在广告与媒体中包装与复制情感，当然审美经验也同样可以技术性地生产与复制。25正是这种审美的专业化与商业化使审美价值无限繁殖并在日常生活中扩散，最终消弭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审美与资本的结合导致人的感性的物化。当审美在商业社会中由各种技术手段被彻底量化之后，它也就必然丧失传统美学所描述的救赎功能。
注释：
1.关于"共同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主体性实践美学的讨论，参见阎国忠《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第1-40、101－196、299－499页。
2.据不完全统计，1978－1982年间发表的关于"共同美"的文章有近50篇，1982年前后发表的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论文有近100篇，1986－1991年间发表的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文有近400篇，见阎国忠《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第8－9、103、301页。
3."美学译文丛书"于1982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光明日报出版社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
4.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于1986年起由三联书店出版。
5.r.巴特《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王葵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英译本见roland barthes， the elements of semiology， tran.， annette lavers and colin smith， london: jonathan cape， 1967.
6.彭锋把20世纪初到1930年代、1950－1960年代和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美学讨论称之为"20世纪的三次’美学热’"，并指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各种主义、各种学说，如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等，最初都是以美学的名义介绍到中国的。"彭锋《美学的意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1－3页。
7.关于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在中国学界的广泛影响以及所引发的争论，参阅姜飞《英美新批评在中国》， 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第71－76页。
8.见雷 · 韦勒克、奥 · 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第 65－67，145－147 页。
9.ju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87， p. 45.
10.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30 页。 friedrich schiller，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tran.， reginald snell，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1983, p. 40.
11.祁述裕《市场条件下的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68－169页。
12.见f.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223页。
13.彭锋："当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其他人文学科相继苏醒并逐渐取得独立地位的时候，人们已不再需要借美学的幌子来发表意见，美学就变冷了。" 彭锋《美学的意蕴》，第9页。
14.潘知常《美学的边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121页。
15.马克斯 · 霍克海默和特奥多 · 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阚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第1页。
16.《深圳特区报》，1999年4月17日第15版。
17.彭锋在分析当代"大众的平均化的审美趣味"时指出："大众文化是一种美的平均值的文化，是一种缺乏个性的审美文化，是一种媚俗的审美文化，是一种以美的名义来绞杀个体的审美感悟力的文化。" 彭锋《美学的意蕴》，第28页。
18."[t]he bourgeoisie integrated art much more completely than any previous society had."theodor w.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eds.， gretel adorno and rolf tiedemann， tran.， robert hullot-kentor，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97， p.225.
19.wolfgang fritz haug， critique of commodity aesthetics， tran.， robert bock， london: polity press， 1986， p. 17.
20.wolfgang welsch， undoing aesthetics， tran.， andrew inkpin， london: sage， 1997， p. 3.
21.jean baudrillard， the transparency of evil， tran.， james benedict， london: verso， 1993， pp. 15－18.
22.f.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162页。详见绪论、第8章第1节。
23.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p. 373.
第9篇：当代美术论文范文
参考文献的写作可以把论文当中作者的观点和文献作者的观点区分开来，也可以帮助读者在同一学术研究上面提供阅读方向，同时也是核查文中的引用原始文献，关注学术参考网查看更多优秀的论文参考文献，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书法论文参考文献，给大家阅读欣赏。
书法论文参考文献：
[1]刘纲纪著：《书法美学简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
[2]叶秀山著：《书法美学引论》。宝文堂书店，1987。
[3]宋民著：《中国古代书法美学》。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89。
[4]天白著：《书法线条美的发现》。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2。
[5]陈振濂著：《书法美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
[6]邱振中著：《书法的形态与阐释》。重庆出版社，1993。
[7]金学智著：《中国书法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8]张稼人著：《书法美的表现》。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
书法论文参考文献：
[1]吕文明.晚明书法艺术思潮新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与融合[D].山东师范大学，2013.
[2]周韶华.民族性与当代性是书画家的立身之本[J].美术观察，2013，13（4）：62-63.
[3]陈怀宣.林邦德实验书法作品的创新性与当代性[J].文化交流，2015，14（11）：66-67.
[4]曹亚彬，葛复昌.晚明浪漫主义书风的当代性阐释[J].中国书法，2013，24（12）：192-193.
[5]徐敏，徐德.心智的觉解：情感与形式——论胡抗美的书法美学观[J].艺术百家，2013，32（5）：209-212.
[6]高喜锋.历史与审美视域中的当代陕西书法文化观念探析[J].西北美术，2014，22（2）：103-106.
[7]李思航.用传播学视角看清代书法史——对传统“碑帖两线模式”的认识[J].大众文艺，2012，12（19）：132-134.
[8]李砚祖.传统工艺美术的当代性与地域性——再谈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与发展[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3，25（1）：5-9.
书法论文参考文献：
[1]梁：《评书帖》，《历代书法论文选》第575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版。
[2]在“中国现代派书法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见《江苏画刊》1989年第7期。
[3]古干：《现代派书法三步》，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广州日报》，2012年4月1日。
[5]张强：《现代书法学综论》，山东友谊书社1993年版。
[6]王南溟：《理解现代书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7]梅墨生：《一点看法“关于书法主义”》，《书法主义文本》第123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8]侯开嘉：《“书法主义”局外谈》，《二十世纪书法研究丛书·当代对话篇》，第35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版。
[9]王冬龄：《王冬龄创作手记》，第5-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0]朱青生：《从无锡到北大——我所经历的现代书法试验》，《现代书法》2000年第3、4期合刊。
[11]张爱国：《中国“现代书法”蓝皮书》，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12]范晔：《后汉书》卷一。
[13]陈振濂：《当代中国对日本书法之引进、融汇与扬弃》，《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14]日本《书之美》会报，1999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