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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文化论文范文
从2006年春季逐步显现的美国“次贷危机”，席卷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逐渐在全球蔓延开来，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了一场人类 历史 上影响力最大的金融危机，在世界各地引起了一系列的 经济 连锁反映。然而这次以美国为核心、逐渐向全球波及的金融危机其持续时间、波及范围、影响深度都还不确定，各国金融风暴因素与反金融风暴因素存在着艰难的博弈，我们无法以准确的数据来具体衡量金融风暴所带来的破坏。但由于其巨大的影响力和破坏性，我们不能无视其任由 发展 ，而应本着 科学 的精神，以追求客观、真实的心去靠近真理，把握事件的发展。而文化产业作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我们拟从历史的路径和内在逻辑的路径着手分析 中国 的文化产业在这样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下，将受到何种影响、可以如何应对等一系列问题，试图对我国的文化产业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一、史上的金融危机与今日世界的文化产业格局
20世纪30年代，席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加上随即而至的二战，对欧美 工业 经济造成了重大打击。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寻求重振本国经济的路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着手文化产业的框架性布局。以美国为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美国以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谨慎地进行了三次较大动作的产业结构调整，促使文化产业发展突飞猛进。到了80年代中后期，美国全力向他国特别是世界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产品大倾销，十几年的时间便逐步瓦解了国际间文化产业原有的有形或无形的壁垒。美国文化产业异军突起，以在gdp中占据25%的突出比重，成为仅次于军工行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为美国占据世界文化霸主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原本属于外向型经济型、对国外市场依赖性强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动荡和经济损失。金融危机后，以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纷纷寻求重振经济的道路。日本政府积极实施“文化立国”战略，并公布实施了《振兴文化 艺术 基本法》和《有关振兴文化艺术的基本方针》、《文化产品创造、保护及活用促进基本法》。他们高喊着“将美国霸占全球文化产业剩下的那一半收阔囊中”的口号，以动漫为突破点，发展成了一个具有重要世界影响的文化产业国家。韩国也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并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进行积极培育。1998年，韩国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1999至2001年先后制订《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从历史来看，前两次较大的金融危机，都孕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对文化产业都有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之前的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世界的文化产业并未成熟，并未形成一个体系融入各国的经济系统。在金融危机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破坏性影响下，各国纷纷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弥补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而此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根源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时，世界文化产业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融入了各国经济系统的各个方面，各种盘根错节的产业链条彼此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我们要看到历史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体现，看到此次金融危机将可能对文化产业产生不可忽视的、异于前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
二、本次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的影响
由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中国等世界大部分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无论从政策上还是资金投入上，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可以说，文化产业的收益成为了本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文化产业的各个方面无疑会多少受到波及。
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最首当其冲的金融行业和投资行业。这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资金无法畅通流转，投资市场必然受到一定的制约。从客观来看，银行等借贷机构资金回收困难，资金流动不足，无法再提供庞大的贷款。从主观来看，一方面由于信用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金融机构在审核贷款资格时将更加小心和谨慎；另一方面金融危机致使投资者信心受挫，危机持续时间波及范围等不确定性等因素使市场前景不明朗，投资者会更加小心谨慎。各国央行纷纷采取救市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缓冲危机的冲击力，而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危机。
金融、投资行业与文化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产业必然会受到波及。金融危机的爆发地美国，其文化产业面临严峻考验：各影视投资公司的原有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从而不得不改变计划；明星们也被迫将面临着身价下跌、片酬缩水、投资损失等问题；好莱坞演员们正在酝酿是否举行罢工。俗话说，“ 体育 和世界经济永远是在一条船上的”，欧美的体育经营营销投入普遍有所缩减：赞助商纷纷减少或收回对球队的赞助；各类体育俱乐部也纷纷开源节流；2012奥运会举办城市伦敦也提出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原计划对奥运设施的建设的预算也将大幅度缩水[1]。可以想象，这样的结果导致奥运产业经济的产出必然在一定程度受到影响。
就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来看，主要呈现并预期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由于此次危机主要由地产业次贷危机引爆，文化地产必然受到直接的影响。大多地产公司是贷款开发项目，银行等金融机构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资金流动性差，地产公司再申请贷款将有所阻碍，项目开发进程将有所调整：为了节约成本，用于前期项目设计的资金计划将一定程度减少，地产策划、设计等文化地产类别将受到不利影响；为了加快资金回笼，用于后期宣传、推广的资金计划将有所增多，将可能促进房地产营销机构和相关传媒广告收入的利润提升。这样的调整，实质是房地产行业对本行业利润和与地产相关行业(如广告传媒)之间的利润进行重新分配，从某种程度来看，它是房地产商在金融危机下的一种自救措施的体现。这种将本行业利润对外进行分割的方式，应该是房地产业的一种短期行为。
影视娱乐圈呈现出动荡和不景气。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制片商投资更加谨慎，影视作品的投资减少； 企业 赞助的各类商业演出数量将有所下降；影视剧市场不景气，明星不得不面对着身价下降、片酬缩水的事实；娱乐界人士曾投入股市的资金也随着股市的急速下跌而被套牢。但是，也应看到积极意义的一面：目前国内影视市场只有《大鳄无形》、《知情者》等为数不多以金融风暴作为故事背景的影视剧作，金融风暴题材将可能成为银屏、银幕的新宠；投资资金的压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产品的优胜劣汰，演艺明星将提升竞争力，影视创作将更加注重质量的提升。
对于以广告收入为主要盈利来源的中国传媒业来说，金融危机对其的影响，必然通过企业广告投放的微妙变化来体现。从前文分析看到，文化地产业关于地产项目后期宣传力度的加大，对于主要以地产和汽车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传统纸媒和广播将十分有利；电视台与地产相关的电视节目和栏目也逐渐进入阶段性活跃期。据10月7日法国实力传播公司的调查数据预测，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广告市场的冲击明显，北美和西欧广告开支增速放缓幅度最大，预计今年两个地区的广告市场的增速1．8％1．6％。而新兴国家仍然是广告市场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中亚太地区广告本年度市场增速将可能达到10．1％，中国将可能首次进入世界广告开支前10的行列。[2]
金融危机对传媒的影响不仅在于对广告投放增加带来收入提升，更可能在经营方式层面向传媒提出挑战。以互联网为例，由于受到华尔街雷曼兄弟破产的消极影响，以风险投资为支撑的免费互联网服务将可能过度到付费服务为主，在过去的5-6年时间里被誉为“社会性媒体”的互联网将逐渐转变成为“真正的生产力”，这意味着互联网经营模式将逐渐转变。
金融危机从美国逐渐波及到中国，需要一定的过程。对比中美两国不同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可以看到，中国是较为传统和保守，而美国则是相对开放和活跃。虽然到目前为止，金融危机对我国居民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还未构成较明显的影响，但从经济周期来看，我们不能忽视因此可能产生的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可以预计的是，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渗入，我国居民消费观念、消费行为会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从物质消费来看，需求仍然是相对刚性，居民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可能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因此与物质生产关联度很高的文化产业部类仍然具有十分有利的发展机会；但从纯精神消费来看，虽然对于居民的生活消费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是相对软性，在经济动荡时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做出适当调整：对高收入者来说，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在于市场是否能持续提供更多高档、优质的文化精神产品来满足其需求，而他们不会更多地考虑自己是否能够支付这些产品的价值，各类艺术演出、展览及艺术品交易市场，仍具有一定的消费人群；对中低收入者来说，原本就不强的文化精神产品支付能力则面对了更大的挑战，他们可能减少高消费的文化精神产品，更多地转向低成本的文化精神产品消费，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减少对艺术品的投资、 旅游 、影院和ktv等消费，更多的采取以家庭为单位的室内消费，如家庭影院、 网络 游戏、棋牌游戏等，或近郊旅游景点的消费。“在家玩廉价网游”之类的娱乐方式将可能受到追捧[3]，这使得数字娱乐业软件和游戏开发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原本以家庭为主要传播群体的广播电视，有了再度繁荣的契机，可能带来我国广播电视节目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高。
其实，在既定的市场消费容量下，金融危机像是一把“双刃剑”，它冲击或影响了某些文化产业的发展，但却也在一定程度潜藏着另一些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旅游产业受到一定影响，数字娱乐业软件和游戏开发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高成本的休闲娱乐、精神文化消费方式受到一定影响，低成本的休闲娱乐、精神文化消费方式却因此有了相对较大的市场。
三、 金融 危机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对策初探
以上分析了金融危机可能对我国文化产业造成的影响，对比欧美文化产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我国的文化产业到目前为止，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似乎还不太明显。但由于 经济 危机的蔓延和渗入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应该提早采取应对措施，以帮助我国文化产业顺利度过危机，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从 企业 的角度来看：首先，企业要规范自己的市场行为。如果企业在一定的范围内按照规范的操作程序进行经济活动，则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否则，不能从根本上解除经济危机的隐患。正如我们所知，美国次级贷款机构放松贷款者贷款资格的审核，接受了大量信用不合格者的贷款申请，“次贷危机”所引起一系列经济危机的连锁反映，最终引爆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如果企业不能从根本上规范自己的经济行为，危机将时刻威胁着我们。这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各个企业，敲响了警钟。其次，企业要加强创新，适时地推出新策划、新产品、新服务，增强自身应对市场危机的实力。例如，面对 旅游 业产生的变化，相关企业可以加强宣传，并采取各种新的策划吸引游客；加强本土旅游景点的开发力度，推出一系列创意概念，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内需，加强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同时，企业还应加强彼此间的对话与合作。文化产业空间上的聚集——文化产业园区、聚集区的 发展 ，为文化产业统一、协调、规模化的操作提供了交流平台与产业机会，并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规避因市场不可预测因素而可能受到的经济风险。另外，国际金融秩序的变动与文化产业的调整，或许会给 中国 文化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带来机会，通过理性的判断，积极入股、并购国际文化产业机构特别是西方媒体，推动企业的战略提升，从宏观上讲，也会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化进程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
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看：此次金融危机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我们有信心维护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4]，但由经济危机引发的全球 政治 局势紧张，却很可能对中国的宏观政策产生巨大影响。从 历史 的经验我们看到，美国占据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先机，目前已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一文化大国；日本和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将文化产业立为本国21世纪的基本方针政策，实现了从出口拉动经济发展向“自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成为了文化产业的实力大国，国家综合实力也得到了飞速提升。金融危机的影响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产业这一“软实力”对国家经济稳定及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所具有的巨大作用。
从十六大到十七大，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的认识不断深化，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目前我国也已建立起了“‘文化事业政府保障，文化产业宏观调控’的管理运行机制，初步形成了‘多渠道多元化投资、国有文化单位为骨干、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竞争’的产业发展格局”，文化产业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在金融危机中，国家政策可以提供哪些有益、有效的措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需要专文来探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家文化产业战略调整思路。这里着重提出两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首先，应响应总书记在十七大会议中关于构建和谐国土的精神，从源头上加强对土地的管理，树立与时俱进的土地开发整理观念，以 科学 性和规范性结合、效益和生态并重进行土地开发利用。对于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土地开发，只要经过一套科学、系统的方法论证了可行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计划，政府都应当积极支持和鼓励。要让人们认识到，“以文化地产为保障，文化旅游为主体，文化创意为灵魂”是当前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正当思路，在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一定比例的文化地产除了使文化旅游、文化创意项目具有地理载体、人气基础与产业支撑外，还具有提升地产品质，拉动地产行业回升，刺激国家经济活力的积极意义。
其次，根据十七大三中全会的精神，建构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加强三农建设，而加强 农村 文化的建设，又是三农建设的重要环节。面对我国农民纷纷外出务工的基本事实，闲置的土地如何开发利用？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严格控制土地的其他用途，充分利用土地进行农业产业化及农村文化产业的开发。规模化、统一化的农业生产，带来的不仅仅是直接可见的农业经济效益，对农业产品的后期创意设计加工和新农村景观的开发利用，则可以成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到目前为止，虽然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波及范围我们还无法预计，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的是：第一，这次被认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逐渐蔓延，尽管世界各地的反金融危机力量采取了各种可能的措施，试图将危机的影响降到最低，但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深入，此次由超级经济大国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大爆发，在全球已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动荡，其在短时间内不会平息；第二，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各关联部类的影响是方方面面并且十分深刻的，其造成的具体影响是我们现在无法估量和掌控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严密的动态观察和深入的分析，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将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的破坏性影响减到最低，并看到潜在的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因素，将危机各种影响的合力逐渐导向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良性局面。
[注释]
[1]《伦敦盖不起奥运村 2012奥运会陷入金融危机》，闫雯雯，四川在线（成都），2008-10-10
[2]《金融危机下国际广告市场增速大幅放缓》，芦龙军，新华网，2008-10-08，
[3]《金山ceo求伯君：廉价娱乐 工业 无惧金融危机》，杨国强，第一财经日报，2008-10-15，
[4]《与布朗通电话: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有限、可控》，中国新闻网，2008年10月14日
[ 参考 文献 ]
第2篇：金融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优化途径
一、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金融生态环境”这一全新概念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4年首次提出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将“自然生态”的概念引入金融领域，是对金融理论的一次创新，是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生存和发展环境的高度概括。什么是金融生态环境呢？概括地说，金融生态环境是指金融业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和谐、统一的社会经济生活。打造和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将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降低金融风险，推进社会经济全面健康持续发展。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竞争力。经验表明，一个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会给当地经济带来巨大的商机和融资便利；在全国统一政策指导和调控下，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运行质量之所以存在明显差异，除了自然禀赋因素外，与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差异也有很大关系。而造成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地区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信用环境和金融服务水平。
2、金融生态环境是影响资金流向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间资金流动性、效益性、安全性更多地取决于地区信用环境和金融环境，即金融生态。如果一个地区具有透明的政策法律环境，社会信用状况良好，当地企业有良好的信用等级和信用记录，银企关系融洽，中介机构健全，金融债权能得到切实保护，那么，这个地区就能很好地引来资金，经济金融就会步入良性互动快速发展的轨道。
3、金融生态环境是影响商业银行内部评级的重要因素，进而也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对该地区授权授信的程度。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目前各商业银行开始建立自己的内部评级体系，各地方行政干预程度、不良资产比率、信用环境、在处置不良资产时能否在保证处置效率的同时保护债权人利益，地方在司法、执法方面的力度以及对债权人的实际保护情况，各地区处理企业和金融机构共同破产过程中的具体做法，对再贷款偿还进度表等成为商业银行内部评级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商业银行根据评级给出信用等级，并按等级确定对一个地区投放授信大小，最终形成信贷资源在全国地区间的分布。可见，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区域性信用等级，是争取更多信贷资源的有效途径。
二、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
东北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辽阔的土地，还有丰富的石油、煤炭、天然气、森林储量；此外，东北地区重工业有相当的基础，还拥有大量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近年来，东北地区的经济实现了持续、平稳、健康的发展。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东北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1、现行的法制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东北地区的法律制度环境一般，体现为保证或促进当地金融业稳健运行的具体办法少，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当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司法机关不能客观公正地做出判决或者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现有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促进金融业稳健运行的具体措施办法较少。
2、政府信用环境欠佳影响金融债权落实。近年来，东北地区的信用环境虽有所改善，但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金融债务落实情况一般、金融债权落实不好，而且，金融债权落实与政府有一定的关联度，金融业要想更好的履行为经济保驾护航的使命，以上的问题亟待解决。
3、经济发展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较高。近两年来东北地区的财政收入状况有了根本好转，城镇居民收入有了较快增长，招商引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围绕生态经济建设的发展潜力较好，但由于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例较高，加之商业银行经营机制调整、信贷授权授信上收，削弱了银行的放贷能力，不利于对经济的信贷投入，加剧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资金供求矛盾。
4、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东北地区的企业能做到政企分开、产权明晰，但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是很完善，企业财务管理不够规范，企业以破产、改制名义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较多，与当地金融机构存在一定的金融纠纷。
5、金融服务水平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目前一些部门金融服务水平较好，但当地的担保、服务水平不能很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多元的、竞争性的银行金融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优化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
首先，从政府角度讲，地方政府要关心金融业的发展，要为金融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包括金融机构依法自主经营权，保证金融业发展的法制环境以及社会信用环境等等；还包括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化解和处置等内容。地方政府要采取措施，在营造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方面应采取更多的具体措施和办法。首先应在立法方面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适当修正完善现行法律法规中不利于保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的条款，进一步建立健全保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的各项法律法规，使金融机构和借款人处于平等地位；其次在执法方面，执法部门应从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大局出发，强化司法公正，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打击力度，特别是要千方百计提高案件的执结率，以增强法律法规的震慑作用。
其次，从金融系统的角度看，需要做好几件工作：
一是对金融机构要加强监管和自律。监管机构应转变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率，建立健全更多适用的法律、法规来保证当地金融业良好稳健地运行。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应加强行业自律，以确保金融业稳定运行。
二是央行的职能和作用要得到有效发挥。新时期央行职能重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实施，当前应充分利用政策工具发挥宏观调控职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强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调研和评估，对房地产、钢铁、电解铝等重点行业建立预警监测机制，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积极反映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相关部门形成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合力，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三是商业银行应认真执行央行确定的货币政策，使货币政策在振兴区域经济的过程中得以贯彻、落实，进一步树立服务意识，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金融业只有在为社会服务、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商业银行应密切关注当地经济金融发展动态，主动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对社会信用程度高、金融环境好的地区加大授信力度、扩大服务范围，建立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正向激励机制；积极探索建立完善的贷款定价机制，以准确的贷款定价反映和覆盖不同程度的信用风险；同时，应结合当地实际，积极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针对企业的不同规模、性质、行业以及发展阶段等提供有特色的、有针对性的业务或服务。
第3篇：金融文化论文范文
金融文化是有关金融活动中各项制度、章程、措施、经营理念、经营目标、自身定位、价值取向、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以及客户感觉的总和，是保证正常金融秩序、约束金融主体行为及对其他行业产生影响和让客户感知的无形“意识集合”。金融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问题，在规范市场行为和促进市场发展中是重要的武器，是有效监管的重要辅助手段。
金融文化作为金融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必将是影响和支配干部职工行为的直接的、无形的动力。因此，系统地抓好金融机构的文化建设工作，对处理各种复杂关系，调动金融机构中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等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 、当前金融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2．1服务管理不够新
在激烈的竞争中，系统内各级行都已认识到服务的重要性与现实差距，也更加重视服务工作。尤其是周边兄弟行，都加快了服务管理创新的步伐，涌现出了许多服务管理上的新制度、新办法、新举措，走在了我行前面。
2．2基层银行员工对银行企业文化建设认识肤浅
企业文化建设在基层银行还属于新鲜事物，不少基层行员工对企业文化认识不足，不理解企业文化建设的真正内涵和企业文化的管理功能。其表现为将企业文化建设混同于思想政治工作，简单地认为企业文化建设就是做好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把企业文化建设等同于员工的业余文体活动；将企业文化只理解为喊喊口号,写写报告；将企业文化建设完全依赖于现在新兴的银行形象识别系统,而不是去关注文化的内核。
2．3激励与惩戒机制力度不够，导向不明确
内控制度执行不力根源在于内控制度缺乏科学的量化评价体系，好与坏的区分标准模糊。并且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往往以“是否造成损失”作为评判标准，当违规没有造成经济损失，甚至产生经济效益时，往往对存在的违规行为既往不咎，致使员工合规得不到奖励，违规受不到惩罚，甚至反而会获益。这样不合理的机制使得员工觉得合规与否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有时候为求业绩甚至刻意违规操作，导致金融文化氛围难以形成。
2.4重利轻义广泛存在
“无奸不成商”说的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中的重利轻义的投机文化。商人为了利益可以利用各种手段,甚至是损人利己的奸诈手段来实现其目的。近几年来重利轻义的事例依然屡见不鲜,如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毒幼儿疫苗事件等等，这些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至今仍使得人们群众心有余悸。遍观这个金融机构市场，从领导层、管理层到市场参与者都是重利轻义的,对金融市场上的契约和法的精神都是轻视的。
三 、借力金融文化发展金融机构的方法与具体措施
3．1文化建设需要持之以恒并因材施教
文化管理创造的是一种需要内外兼修的管理。在金融机构工作中，由于每个人的具体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不同，所处的地位以及所受的教育影响不同，从而使得每个干部、职工都有自己一定的心理特征。这些心理特征比如兴趣、习惯、能力、气质和性格等等都构成了人们各部相同的心理状态。因此，灌输金融文化建设的时候要持之以恒并因材施教，因地制宜。
第一，总结提炼出科学准确的企业管理理念，进行不同层面的解读和广泛的宣传，其目的是要使这些理念能被全体员工所认同、接受。
第二，文化理念是无形的，只有转化为制度和行为准则，才能规范企业和员工的行为，但是作为一种管理模式，强调的营造一种氛围。
第三，管理必须也必然体现在经营过程中，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文化管理的效果也就是通过员工的自觉行为和团队一致的面貌为社会所接受。
3．2拓宽交流渠道，吸纳对银行战略发展有益的员工价值观
银行网点企业文化建设中重要的一环是以员工为本，但它的重要性仅仅落实到引导是不够的，还应当充分拓宽员工内部、员工与管理层的交流渠道。对我行来说，是基层网点，员工与负责人接触相对轻松一些，但基层员工和比其职位更高的人交流时就会感到压力，下级只会按照指令做事，鲜有建设性的意见反馈给上级领导，从而形成了一种阻碍正常交流的文化气氛。
3．3建设个性化营销服务文化
银行是经营信用的企业，银行所从事的是货币、有价证券等有形与无形资产的交易与流通，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银行这种特殊性决定了银行的员工必须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和职业道德，必须更加遵守诚信原则。银行的存在和发展，主要依赖于人们对它的信任和银行自身的信用，失去诚信基础，银行就无法生存。
在银行自有企业文化的基础上，在以客户为中心的前提下，建设好个性化的营销文化，树立独具特色的营销理念。
第一，创造优美环境，以此吸引客户。通过设置优雅的环境，配齐各种便民设施，使客户拥有“宾至如归”的感受。
第二，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能力。大力推行“人性化、差别化、多元化”服务，精心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服务品牌，全面提高服务客户能力。
第三，创新服务品种，追求增值服务。实行“以客户满意”为标准的“需求服务”和“增值服务”，追求让客户尽可能享受到超出预期的服务结果，从而对银行产生信任感、忠诚度、依赖感，不断提升银行金融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3．4强化内控文化教育
实施员工内控培训和考核认证针对当前内控文化现状，要切实加强内控文化的教育培训。内控文化作为通过教育和传承下来的行为习惯，它是一种历史文化的积累。因此，运用多种方式，加强内控文化的学习、交流和宣传就显得极为重要。要进一步加强理想信念、职业操守教育，促使全行干部员工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正确的职业理想和业绩价值观，让其认可并接受“内控优先”“、内控与发展并重”“、内控就是效益”等价值理念，进而能够认可、遵守并自觉执行规章制度。要坚持全面培训和重点培训相结合，每年规定每个员工应达到相应学分，实行学分管理，按照学分取得相等级应资格认证方可上岗。
第4篇：金融文化论文范文
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变革的历史表明，不论是八十年代初期进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分离还是外汇体制改革，抑或是九十年代初分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等，中央政府一直都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导者、发起者与组织者，而各级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及国有金融机构都只是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二行动集团。作为中央政府分支机构的地方政府既是地方行政机关，又是中央的人，而地方官员是地方政府的人，因而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再到地方官员存在着多层级的委托关系。虽然地方官员是由各级人大选出的，但中央的意志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事控制向下传递，进而对地方官员的行为产生激励作用。与此同时，当前体制在经济上又高度分权，具有一定资源调控能力和配置权力的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政绩及分享财政税收增长的好处，有动机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这在中国实施财政体制分税制改革之后尤为突出。既然金融市场化会弱化政府部门对金融资源的掌控，地方政府阻碍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势必成为自发的逐利行为。另外，横向的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会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干预商业银行信贷投向。另一方面，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人、财、物上与各级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级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上不得不呈现出亲政府行为，尤其是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本身就是由地方政府或地方国有企业出资组建的，其经营管理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各级地方政府的控制。有证据显示，中国有82.6%的城市商业银行是受地方政府控制的。事实上，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为了在政绩竞争中胜出，有动力通过其控制的城市商业银行向更能凸显政绩的项目发放贷款，这不仅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还会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造成负面冲击。依据上述逻辑，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有动机也有能力干预地方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使其发展符合地方利益需求。因此，地方政府会成为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阻挠力量，干预商业银行的改革。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1:在当前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规模越大、对资源控制力越强的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干预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不同地区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所有制结构，比如，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高，东部地区私有经济比重较高。
众多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构成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包袱”，在地方财政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地方“包袱”越重的地区越不能有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并且，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低成本的从商业银行借贷资金，会游说地方政府改变其经济政策，诱使地方政府阻挠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甚至会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去银行融资。在金融资源供给有限的条件下，国有经济凭借强势地位抢占金融资源，其从银行获得的资金越多，对民营经济产生的挤出效应就越严重，这不仅会阻碍金融市场化的进程，而且会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之于地方政府不仅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还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并且在稳定就业、弥补市场缺陷、落实地方产业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会帮助国有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甚至还会帮助争取上市指标。随着中国市场化过程的推进，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81.9%降到了2006年的30%。但最近几年出现了新的情况。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为尽快摆脱国外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投资振兴计划，其中，中央财政承担1.18万亿元，剩余的2.82万亿元则由地方财政承担。在此背景下，为落实中央政府的投资刺激计划，各级地方政府依托各种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大规模抽取信贷资金。问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催生的天量“地方债”不仅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还延缓了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扭曲了“政银关系”。本来想借助金融市场化改革彻底斩断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不当关系，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崛起却拉近了地方行政权力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距离”。依据上述逻辑，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2:在政治地位上更接近行政权力的国有企业有较强的能力“俘获”地方政府，进而使地方政府有动机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所以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其金融市场化进程越慢。市场经济的顺利转型依赖于可靠的法律体系。若没有可靠的法律体系，人们无法预期从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属于自己。正像LaPorta等(1997)实证研究发现的那样，若一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受到了法律强有力的保护，那么该国金融发展水平往往较高。比如，德国银行体系的发达根源于对债权人的法律保护，英国发达的证券市场源自英国政府给予了投资者较强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法治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往往是官员腐败高发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将地区官员腐败与地区法治制度建设联系起来。在地区腐败较严重且缺乏高效的执法手段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银行家们越没有动力进行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或创新，其金融市场化进程往往较慢，此环境下的银行家行为多偏向于非生产性活动。进言之，在恶劣的法治环境下，以科层等级制为特征的国有商业银行晋升方式并非由银行家的个人经营业绩决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政治表现和人脉关系，结果使大量人力资本被浪费在向上级领导“寻租”上;当银行家们的异质性才能不是用于投融资制度创新而是用于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的寻租活动时，没有人在意金融机构的声誉，也没有人关注经济中的潜在利润机会。再加上，在国家政策严禁私人组建民营银行的背景下，业已进入该领域的金融机构会获得制度性垄断租金，这会使具有行政垄断特征的国有金融机构丧失自主创新的动力。那些掌握金融机构行政控制权的银行家为了保持其垄断地位不受潜在竞争的威胁，甚至会与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寡头金融资本进行联合以借助其政治影响力游说权力当局，这极有可能封杀促进金融市场化的措施，结果使低效率的金融制度长期延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3:官员腐败不利于金融市场化的推进。
二、研究设计
(一)估计方法
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以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本文选择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回归方程(1)，这既有助于验证地区金融市场化的历史惯性和收敛性，也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有比较严格的适用条件，一是要使用Sargan和Hensen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二是要检验模型的误差项是否存在二阶序列不相关性和一阶相关性。在估计回归方程(1)时，为了控制残差项序列相关，加入年度虚拟变量;在系统GMM估计时除了年份虚拟变量为外生变量外，其他所有自变量均被视作内生变量，这就大大削弱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所有的方程在估计时均考虑了组间异方差问题，使用怀特稳健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
(二)变量界定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本文将樊纲等(2011)所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作为中国各省区金融业市场化进程的衡量指标(f)。在稳健性检验时采用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作为被解释变量。事实上，尽管非国有经济已是中国经济总量的主体，但其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比重却与其地位不符，而国有经济仍与商业银行保持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超经济联系，故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越低，表明金融业市场化改革越滞后。在2011年的报告中，只汇报了各省区1999年～2009年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但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却是从1997～2009年，为了扩大样本量，我们假设2010年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与2009年相同，将时间延长到2010年。本文关注的核心自变量是国有经济占比(soe)、官员腐败指数(corrp)、政府规模(gov_con)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本文借鉴吴一平和芮萌(2010)等学者的做法，使用职务犯罪立案数占当地公职人员总数来衡量各地区官员腐败程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除了被解释变量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外，主要变量的原始数据取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省份2009～2010年《统计公报》、《中国检察年鉴(1998－2011)》。其中，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额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通过各年中间汇率进行换算。样本包括31个省级单位，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省，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8省，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广西、内蒙古、贵州和云南等12省。
三、实证检验
(一)全样本估计结果
模型1表明，政府规模(gov_con)变量的系数为负数且显著，并且在模型4和模型5中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城市化等控制变量后，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进程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模型2中，引入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能力(exp)，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在模型3和模型6中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后，exp的系数仍为负且显著。值得强调的是，当在模型4中同时引入gov_con和exp后，发现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已不显著，但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这表明，政府消费变量包括exp的信息，或者说政府对资源的控制通过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产生负面影响。模型1和模型2还表明，国有经济发展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系数分别是－1.962和－1.69;在模型3中，引入国有经济与官员腐败的交乘项(soe_x_c)，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说明在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官员腐败对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在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发现国有经济仍然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上述分析初步验证了假说2。官员腐败变量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在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结果显示官员腐败变量的负面作用依然存在。这初步验证了假说3。需要说明的是，在其他模型中官员腐败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这似乎表明我们的结论并不具有稳健性;其实，这是由于官员腐败变量(corrp)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变量在解释金融市场化时具有相同的效应，若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必然引起多重共线性进而影响官员腐败变量的显著性;但这并不影响结论，仅表明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更有可能引致腐败，进而抑制金融的市场化推进。此外，从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的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越快。外商直接投资(fdi)对金融市场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城市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抑制了金融市场化的发展，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二)分地区估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假说，将31省区分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分组检验。由于政府消费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这两个变量具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我们在表3的前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消费进行回归，而在后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进行回归。由于分组检验的样本量偏小，在回归中并没有控制时间虚拟变量。
1．模型1和模型4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具有高度显著的负影响，因此西部地区有必要降低国有经济占比以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模型2和模型5表明，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的回归系数虽具有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国有经济的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在模型6中该变量仅在13%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2．从模型1和模型3可知，政府消费对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具有抑制作用，但只有西部地区通过了系数显著性检验;模型4、模型5和模型6表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在三大区域均抑制金融市场化推进但都不是很显著。
3．模型2和模型5表明，在中部地区，官员腐败严重抑制了金融市场化进程，但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虽具有理论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上述分析表明，主要核心解释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均符合理论预期，但显著性水平在三大区域存在差别，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三个假说。
(三)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结论是否会因被解释变量的选择不同而发生改变，将上文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替换成信贷资金分配指数(fc)，估计结果表明，国有经济增长不利于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这与前文的分析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我们的假说。另外，本文还使用国有就业占比(soe_job)来衡量国有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而被解释变量为金融市场化指数(f)，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处不再赘述。
四、结论
第5篇：金融文化论文范文
是衡量某一时点有限的金融资源在所有竞争者中分配的合理性以及有效程度的指标。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为降低农户融资成本，提高农户福利，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利率管制已成为一种常态。但是，在不同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下，利率管制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完全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上，价格机制可以自动实现市场出清，农村金融市场效率达到最大化，利率管制会造成资金供求不平衡、降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因此，若农村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实行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我国农村金融市场长期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此时利率管制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影响取决于管制利率的高低。rL为农村金融市场贷款需求曲线(rL=rL(L))，MC为边际成本曲线，当边际收入(MI)与边际成本(MC)相等时，农村金融机构利润达到最大值，此时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和贷款利率分别为L*和r*L。由于市场势力造成的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Δabc，即哈伯格三角，其面积为:为降低效率损失，对该市场实行管制，当管制利率(r1)低于市场均衡利率(MC)时，资金需求大于资金供给，存在资金短缺;当管制利率等于MC时，资金供给等于资金需求，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零;当管制利率(r2)高于MC但低于r*L时，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Δdec的面积;当管制利率大于或等于r*L时，利率管制无效，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Δabc的面积。因此，当管制利率低于市场均衡利率时，实行利率市场化可以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当管制利率高于市场均衡利率时，实行利率市场化则会使农村金融市场效率降低。由此可见，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影响与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价格密切相关。由于不同市场结构下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势力不同，其贷款定价能力存在差异，使得相同程度的利率管制引起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不同。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利率市场化使得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定价趋于市场均衡价格，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零;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势力越强越易实施垄断定价，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而竞争度增强会降低其市场势力，促使其降低贷款价格，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减少。据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说:假说一: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信用社贷款价格，其上升幅度与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势力有关。其市场势力越强，贷款价格上升幅度越大;反之，贷款价格上升幅度越小。假说二:不同市场结构下，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利率市场化会降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取决于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和金融机构市场势力。金融市场竞争程度越弱，金融机构市场势力越强，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反之，效率损失越小。
二、市场势力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测度
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江苏省作为我国最早开始农村金融改革的试点地区之一，各项改革措施和成效均在此得到较全面的反映。截至2013年末，江苏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85604.1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4%;贷款余额61836.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6%。此外，江苏省内县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呈现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地不同的农村经济发展格局，对于我国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能够反映出不同金融市场结构下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影响的内在差异。本文以江苏省33个县域农村金融市场以及县域内33家农村信用社为样本，其中，苏南12家，苏中9家，苏北12家。研究数据来源于2000—2011年《江苏省统计年鉴》和相关年度的各家农村信用社财务报表。
2．江苏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和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1)县域金融机构数县域金融机构数是指县域金融市场上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家数，该指标反映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2000—2011年江苏省县域金融机构数变化趋势考察期内，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地区县域金融机构数平均依次为9家、8家和7家。2000—2007年，三地区县域金融机构数增长缓慢;2007—2011年，数量激增。其中，苏南县域金融机构数增幅最大，为66.7%;苏中次之，为57.1%，苏北最小，为50.0%。(2)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本文以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MS)来衡量其市场势力，计算公式为MS=Nit/Xit，其中Nit表示第i家农村信用社t时期的存、贷款规模，Xit表示第i个县域t时期的农村金融市场存、贷款总规模。2000—2011年江苏省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变化趋势。苏北地区农信社市场份额显著大于苏南和苏中地区，三地区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0—2008年，苏北地区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升幅最大，苏中和苏南较为平缓;2008年以后，三地区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均显著下降，其中苏北降幅最大。
三、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影响因素实证及结果分析
1．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为进一步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说，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FixedEffectsModel)对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势力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该模型可以有效消除普通模型存在的自相关问题，有效控制那些不随时间或不随截面变动的因素，在变量选择方面，本文选用县域金融机构数和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作为市场结构变量，分别衡量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势力。根据本文假说，农村金融市场机构数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具有负向影响，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具有正向影响。利率政策变量用政策允许的利率浮动上限来表示，利率浮动上限提高会提升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价格，扩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利率政策变量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本文的风险变量主要指信用风险，以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衡量，由于不良贷款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因此对不良贷款率取滞后项，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农村信用社的营运能力变量则通过权益比、存贷比、收入结构以及平均营业成本率表示。其中，权益比表示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化水平，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负相关;存贷比表示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能力，该比率越高说明其资金配置能力越强，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负相关;收入结构衡量农村金融机构的收入结构和产品创新能力，该比值越高表示收入来源越单一，创新能力不足，其与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平均营业成本率衡量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该值越大说明金融机构的边际成本越大，但也会带来金融机构贷款价格的提高，因此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关系不确定。本文选用县域人均GDP和第一产业占比这两个指标作为宏观经济环境变量，其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2．回归结果分析与讨论利用Stata12．0软件，对上述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论:第一，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价格。根据实证结果可知，三地区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均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正相关，即实行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价格、扩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据此，假说一成立。第二，利率市场化对不同市场结构下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存在差异。苏南样本中，县域金融机构数与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两个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竞争性较强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无显著影响;苏中样本中，县域金融机构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表明在竞争性稍弱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会增加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苏北样本中，县域金融机构数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负相关，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在10%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表明在垄断程度较高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会显著增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据此，假说二成立。第三，风险变量与营运能力变量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基本符合预期。苏南和苏中地区的不良贷款率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正相关，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越多，风险溢价越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苏北地区农村信用社权益比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负相关，说明农村信用社资本化水平越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三地区存贷比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不相关;农村信用社收入结构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正相关，表明农村信用社业务形式越单一、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苏北与苏南地区平均营业成本率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负相关，其原因在于营业成本增加引起贷款价格上升，但是贷款价格上升幅度小于营业成本上升幅度，由此造成贷款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减小，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减少。第四，衡量农村地区宏观经济环境的变量中，苏南地区的人均GDP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表明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村信用社边际成本降幅越大，但由于农村信用社贷款价格的降幅小于边际成本降低的幅度，造成两者的偏离水平增加，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增大。此外，苏南和苏中地区的第一产业占比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负相关，说明农业占比提高会降低农村信用社贷款价格，从而减少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这主要与我国对农业信贷的利率优惠政策相关。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第6篇：金融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市场，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监管，市场工具
人民币国际化是市场进化推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金融监管框架必然需要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动态进行调整，因为政府所监管的对象将是不断国际化的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这从监管体制、监管手段和监管目标等方面对我国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
监管体制：国内协同与国际合作
货币的国际化会不断提高原来相对分割的不同地区的金融市场的互动程度，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推动金融机构的国际化业务不断扩张，同时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互动和联系也会随之增强。这就对监管协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民币境外流通规模虽然目前看来并不大，但是从趋势上看正在快速上扬。海外人民币市场规模的扩大，客观上要求传统的局限于国内市场的人民币监测体系能够进一步延伸到海外市场，否则，国内货币政策的制定就会缺乏完整的判断依据。不仅如此，监管和调控体系之外的大量人民币流动，也可能为投机者提供工具。
建立这样的监测体系至少可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进出口贸易的海关统计。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区域化阶段，在边境贸易中充当支付媒介和计价单位仍然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动力。在支持人民币成为边境贸易通行货币、促进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实现“区域化”的同时，加强海关统计中的人民币跨境流通情况的统计，有助于掌握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量和存量，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二是积极与周边国家建立双边贸易结算机制。通过双边贸易结算机制，促进利用双边货币进行边境贸易，利于人民币现金更活跃、有序地跨境流动。同时，将人民币纳入双边贸易结算机制也有利于监测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对我国国际收支头寸的影响，这是构建我国人民币跨境流通监测体系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已与越南、蒙古、朝鲜、俄罗斯、老挝、尼泊尔等边境贸易活跃的周边国家签订了双边结算与合作协议。
三是将人民币的跨境流通纳入商业银行体系。银行体系的建立不仅可以将人民币的跨境流通和兑换从“地摊银行”等机构中纳入商业银行等合规的金融监测体系，而且为人民币的流出和回流提供了便捷安全、可监测的渠道。目前，我国与越南等周边国家的边贸口岸中人民币的兑换汇率仍然受“地摊银行”的操纵，所以需要扩大商业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或者行网络覆盖范围，将人民币跨境流通纳入商业银行体系，提高人民币国际清算服务的便捷程度。
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也是人民币业务、机构、交易网络国际化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在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也使国内金融体系在国际市场范围内面临着更多的风险暴露。为了更好地提高国内外市场的有效性和应对新的风险，需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作为市场影响不断扩展的国际货币其外部性也不断增加。人民币货币政策、汇率走向等在调节国内经济的同时也会对国际上相关国家的经济造成影响，如何协调可能的政策目标冲突，使人民币在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好地担负起国际货币的义务，正成为货币监管部门的新课题。从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看，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可选方式有：
一是建立双边或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截至2008年1月24日，中国证监会已经与39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机构签署了双边合作监管备忘录。上海合作组织中专门设立的经贸部长会议，为亚洲主要国家的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正式渠道。自2003年6月“清迈倡议”通过建立备用贷款基金作为区域危机解救机制以来，东盟与中日韩（10+3）自由贸易区的经济金融合作有了实质性进展，加强了贸易投资合作和金融市场开放，建立了亚洲债券基金，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定，从而搭建了一个初步的合作框架。
二是加入国际性金融组织。中国于1999年加入20国集团（Group20），该组织成员国的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每年会晤一次，欧美等主要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平台上，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等问题进行对话、寻求合作。我国也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互换与衍生工具协会（ISDA）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等机构，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就金融监管展开对话与合作，审慎、合理地采纳国际通行的监管标准。另外，中国人民银行于2007年6月29日成为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的正式成员。这些都是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重要形式。
三是积极参与和履行金融监管的国际性协议，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及世贸组织的相应规定。这些协议和准则推动了我国金融行业在经营和监管方面的变革，对在国际视野下实现有效的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可促进我国金融监管国际化的水平。
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国际化市场工具
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债券，提供人民币计价金融工具的流通市场。这个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促进人民币资金的有效配置。2007年1月10日，国务院同意内地金融机构经批准可以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2007年6月份起，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银行先后在香港发行了总额为100亿元的人民币债券。这是内地金融机构在境外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有益尝试，为人民币债券扩大国际发行和流通范围积累了宝贵经验。
逐步培育离岸金融市场。在我国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的条件下，人民币在国际地位中的提升，有赖于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海外对人民币的需求有所增加，为非居民提供进行人民币投资或筹集资金手段的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出现和壮大将成为必然。在香港培育和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不仅有助于形成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人民币利率指标体系，而且可以为国内的外汇市场调节提供参照，并带动中国与亚太地区经济的合作深度。
发展外汇市场。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是金融稳定的重要内容。人民币自由兑换及其合理的汇率形成机制都有赖于完善有效的外汇市场。
一个国际化的货币，首先必然要求有一个国际化程度更高的外汇市场来作为市场支持。从1994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以来，我国外汇市场发展迅速，2007年4月9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推出人民币外汇即期、远期、掉期交易和外币交易的统一的外汇交易系统，并于8月17日开始，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人民币兑美元、欧元、日元、港币、英镑五个货币对的货币掉期交易。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不断健全，产品不断创新和丰富，市场规模、流动性和规范性都不断提高，成交量整体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不过，与中国庞大的进出口贸易规模、资本流动规模以及GDP规模相比，中国外汇市场的交易规模和交易种类都远远不能跟上市场的需求。因此，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加快外汇市场这一基础设施建设仍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监管目标：“三元悖论”下的经济政策抉择
“三元悖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世纪90年代末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时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三大金融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而放弃另外一个。为分析开放经济下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选择问题提供了简洁而有效的分析框架。
第7篇：金融文化论文范文
城镇化是新时期“四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报告中多次提及城镇化，并将城镇化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内容，作为破解经济结构性矛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化不仅本身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具有显著的联动性，而且城镇化带来的结构调整和内需释放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地理面积也在不断扩张。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存在诸多矛盾和不足，一个突出表现是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空间城镇化速度，即伴随着城镇建成区大规模扩展，大量农村土地被占用，城镇空间外延迅速扩张，而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却没有随之同步提高。许多学者指出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而是一种扭曲的城镇化。实际上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扭曲现象是由中国的宏观现实造成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而言，空间城镇化凌驾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本质上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空间城镇化而轻视人口城镇化有关。本文从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入手，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并提出优化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
在中国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是重要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
(一)测度方法
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进行测度。DEA方法由Charnes等(1978)提出［1］，该方法利用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最优的生产前沿，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DMU，DecisionMakingU-nits)偏离生产前沿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可作为效率指数(Caves等，1982)［2］，用来表示从t期到t+1期的整体生产效率变动情况。若Malmquist指数大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上升的趋势，若Malmquist指数小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Malmquist指数等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没有变化。作为非参数方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测度效率具有以下几个优点:(1)不需要假设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避免由于错误的模型假设而导致实证结论出现偏差;(2)可以用来评价多投入和多产出的综合效率问题，避免了指标的单一性;(3)不需要对投入和产出的指标变量进行单位变换处理，决策单元的最优效率指标与投入指标值及产出指标值的量纲选取无关;(4)无须任何权重假设，而以决策单元输入输出的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具有较强的客观性。DEA方法有多种形式，但总的来说，根据对规模报酬是否可变的假设，可以分为CCR模型和BCC模型两大类:前者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假设规模报酬可变。另外，DEA分为投入导向模型和产出导向模型。投入导向模型要求在不增加产出的情况下，使得投入最小化;而产出导向模型则是计算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使产出最大化。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来的技术效率值是相同的，而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的效率值一般不相同。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是财政金融政策在推进城镇化方面的效率，其目标是在财政金融政策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协调资金分配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来推进城镇化，因此本文使用产出导向型的DEA模型。同时考虑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十分苛刻，本文使用产出导向的BCC模型作为基本的DEA模型。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法，不仅能够对同一时期的效率进行分析，而且能够分析不同时期之间，决策单元的效率变化情况。
(二)投入、产出变量和数据
首先来考察投入变量———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按照通常的做法，财政政策用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度量;对于金融政策的度量，我们借鉴Arestis等(2001)的做法，采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来测度。我们再来看产出变量———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城市空间扩展的复合过程。城镇人口的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程度，城市建成区面积可以衡量该地区的空间城镇化程度，因此采用城镇人口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即城市人口密度来综合反映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也可反映出该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健康程度。根据该指标含义，当一个地区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时，说明该地区的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这并不是健康有序的城镇化。图2直观地描绘了2004—2012年城市人口密度的变化趋势。自2004年以来，城市人口密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这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存在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的现象，暴露出城镇化进程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横截面共包括中国大陆的31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以下简称省)。21世纪后，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城镇化提速迹象，基于数据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原则，笔者最终选择了2004—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各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具体如表1所示。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图2报告了利用DEAP程序，得到的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年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小于1，说明支持效率呈下滑态势，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财政金融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支持城镇化建设，这极有可能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间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有关。而且，从演化趋势来看，这种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下降的迹象在近期比样本初期表现得更为明显。表2给出了2005—2011年中国各省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Malmquist指数测算数据。从Malmquist指数来看，没有任何省份在7年内效率连续上升(Malmquist指数大于1)，大部分年份各省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都出现了下降。特别在2009年最为严重，在该年只有3个省份(天津、上海和山东)的Malmquist指数大于1，其他28个省份的Malmquist指数都小于1，说明这一年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下降最为明显。实证结果表明，大多数省份在利用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效率方面没有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这与目前地方政府“唯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紧密相关，在中国地方官员“锦标赛模式”的晋升体制下，地方官员往往以GDP指标代替居民的偏好，上级领导也乐意用GDP这个简单可测的指标来评判下级官员的晋升资格。因此，GDP增长成了地方官员的首要目标，也是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导向，从而导致财政金融政策偏向GDP，忽视民生和社会福利。特别是中国当前的土地财政收入已占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相当高的比重，使中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产生很强的依赖性。土地财政收入的形成直接带动了空间城镇化，而受现行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制约的土地财政支出结构又造成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空间城镇化，消极应对人口城镇化。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空间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产生了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矛。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8篇：金融文化论文范文
1.1农村金融支持与农业产业化发展关系
2006年通过一系列调查发现，金融支持在农村产业化合作中具有优势。一是农村经济发展中产生大量资金需求，但由于可用资金供给不足而产生巨大矛盾;二是资金需求的多元化。程文兵［3］采用因子分析和线性回归的方法对江西省九江市农业产业化与金融支持的关联问题进行实证分析显示，农业产业化与金融支持存在显著线性正相关。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利用相关数据，对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证实农村金融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4］。朱建华等［5］以湖南省邵阳市为例，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验证了农业产业化与金融之间确实存在密切的联系。
1.2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约束现状及原因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在于资本形成难于实现，农村金融机构权限不断集中，直接导致资金从农村向城市转移［6］。农村金融难以寻求支持与服务对象，传统的单一农业对金融的有效需求不足，且农村的“合作金融机构”事实上的商业化特点经营，迫使农村金融不得不在信贷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间做出选择［7］。范天森［8］从农村金融体系和二元经济结构角度分析了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的约束因素，并给出相应建议。张红伟等［9］认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和金融机构自身的不完善形成了农村地区的金融供给抑制。廖东声等［10］认为，正规金融运行机制的不健全、落后的风险管理水平、单一的金融结构以及非正规金融的尴尬地位造成了农村金融约束。
1.3农业产业化的金融支持路径
王仁富等［11］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户为主体，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马兴国［12］构建了金融农业支持的基本框架，认为农业发展银行应重点扶持农业龙头企业，而农业信用社要着重满足个体农户和小型加工企业的需求，其他相关部门要搞好配套服务工作，从而形成一个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的金融支持体系;方阳娥等［13］认为，在正规金融提供充足资金的前提下，应逐步引导，规范民间金融来满足农户信贷需求;曹平辉等［14－15］探讨了有效信贷抵押和担保的创新模式，就构建多层次农村金融风险分担和保障体系提出了创新模式，并提出“小额信贷+保险”的“银保互动”模式。
2江苏省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的体系构成与分析
农业产业化需要多层次、多渠道资金支持。农业资本的积累主要靠内和外2方面。外部主要包括金融支持和财政支持，内部支持主要是农业资本的自然积累。由图1可知，江苏省农业产业化的资金支持主要可分为农村金融支持、政府财政支出、私人农业资金支出3部分。就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的概念而言，主要指为实现农业产业化的目标，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主体，以农村合作金融为基础，以农业保险公司为保障，以证券市场融资为重要补充所形成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原先概念是将政府财政农业支出放入财政支持体系，而不属于金融支持中，但随着农业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农业部门的财政支出已不仅局限于对某些农业产业化项目提供财政补贴。江苏省农委就牵头成立江苏汇隆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农业产业化投融资业务。政府以直补资金为担保，向农民提供生产贷款，这也是一种金融支持。而现阶段金融支持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阻碍了产业化发展。
2.1农商行的发展需要弱化了金融支农的力度
江苏省的农村信用社在近几年统一改制成为农村商业银行。原先的农村信用社主要是为入社的社员服务，为辖区的农民和农业生产提供资金。虽然在某些经济发达的区域，信用社已转向为商业化运营，但整体上信用社还是为农业生产和劳动提供了明显的资金支持。现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从而以商业化的方式运营管理。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积累阶段，这样的改变则进一步弱化了其金融支农的职责。
2.2政策性银行资金实力有限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我国主要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而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定位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为实现国家既定的农业政策目标而参与金融活动，从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但实践经营活动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政策性资金实力有限，其职能定位决定一般不可直接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如此政策性银行的资本实力就明显不如其他商业银行，在某些区域内，其资本甚至不如农商行。其次，农村发展银行应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等多个方面服务，这使得金融供给总体不足，无法满足农业产业化的刚性需求。此外，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的贷款主要指农业贷款，周期较长且风险较大，使一部分政策性银行的农业贷款资产收益甚至为负，这种负的收益会影响银行的自身发展。
2.3商业银行对农村金融支持缺乏积极性
商业银行以盈利为目标，只需对股东负责。农业贷款的高风险性和低收益性使得商业银行不愿充实农业信贷业务。中国农业银行过去一直处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核心地位，但随着商业化改革的深入和城镇经济的发展，农业银行的业务也逐渐转向风险较小而收益较高的行业，脱离了为农业服务的初衷。另一个在农村地区有广泛网点的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原先一直是只存不贷，吸引了大量的农村资金流出。农村金融的总体现状是，大部分商业银行从农村吸收存款，并上存到上级行，造成本应流向农村并服务农业发展的资金大量外流。
2.4资金互助组织发展不规范
2006年12月，银监会出台《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若干意见》，准许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新设银行，批准在农村可以设立村镇银行、信用合作组织、专营贷款业务的银行全资子公司。在此基础上，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迅速，但缺乏一定的规范和指导，由此发展出农民资金互助社等组织。因缺乏有效监管，这类资金互助组织发展很不规范，部分资金互助社非法吸储，非法放贷，完全违背其宗旨，出现许多资金链断裂、互助社倒闭等问题，减弱了互助社对农业产业化的金融支持的作用。
3江苏省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的实证分析
3.1数据来源
农业产业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对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的衡量并无统一观点。关于农业产业化具体指标的选取，国内已有较多研究成果。刘树［16］从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农业生产结构优化、生产经营规模化、资源利用率、农业相关产业群发展程度等方面来建立指标体系;徐冯璐［17］从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效率、农业市场化、农业生产规模化、农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分别选取了指标体系。一般认为，农民的人均年收入(Y1)与产业化水平息息相关，产业化水平高的地方，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也就高;此外，随着产业化水平的提高，每个劳动力创造的农林牧渔总产值(Y2)也提高，因此，单个劳动力创造的农林牧渔总产值也可作为指标衡量产业化水平。现阶段，产业化的发展一般伴随着高科技的应用和农业机械的投入，所以另将人均农业机械功率(Y3)作为一个指标。而金融支持的量化因素较少，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最终选择人均江苏省农业贷款余额(X1)作为金融支持的指标(表1)。
3.2计量检验与分析
3.2.1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是指检验序列中是否存在单位根，从而验证序列的平稳性。因为存在单位根即是非平稳时间序列。序列中存在单位根过程就不平稳，会使回归分析中存在伪回归。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进行判断。对于非平稳的变量，要对数据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若变量是单整的，即可进一步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利用Eviews软件，先对各变量进行单根检验，以确定其平稳性。一般而言，现实世界的经济数据都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大多为非平稳序列。以Y1为例，显然该时间序列是不平稳的。因此对所有变量取对数，降低其波动性后再进行检验。由表2看出，4个变量单位根的检验结果并不显著，即4个变量并不平稳。对上述4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得到检验结果看出，lnY2，lnY3，lnX3符合一阶单整，而lnY1不满足一阶单整，故对其进行二阶差分分析，此时P值为0.0061，所以lnY1符合二阶单整。3.2.2协整分析时间序列中常会发现2个变量存在一种长期稳定关系，称之为协整关系。传统的协整分析是通过对原始序列进行差分变换，将其转化为平稳序列，得出其中的线性均衡关系，这种协整关系可称为线性协整。线性协整的建模理论是从实际的数据生成过程出发，在平稳序列中寻找可能存在的长期线性均衡关系，以建立序列的结构模型，从而反映序列的运行机制。本文采取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的2步检验法(EG检验)，先对每个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再对序列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因为lnX1和lnY2，lnY3都是一阶单整的，故选取lnY2，lnY3对lnX1进行回归分析(表3)。由表4检验得到2个回归方程的残差已平稳，故最终确定变量的协整方程即为:lnY2=5．228+0．634×lnX1，lnY3=4．560+0.444×lnX1。以上结果反映了1995－2012年期间序列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从方程可得出:反映农民收入的农业产业化指标，即Y1与金融支持指标之间由于单整的阶数不同，所以不能进行协整分析;反映农业生产效率的Y2与人均贷款X1间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提高人均贷款数额，能有效增加每个劳动力创造的农业总产值，即金融支持能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反映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的农业产业化指标Y3与人均贷款数额X3有明显的正向关系，即金融支持能有效地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3.2.3格兰杰因果检验经济时间序列常出现伪相关的问题，即经济意义表明几乎无联系的序列却可能计算出较大的相关系数。格兰杰因果检验在考查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时，采用如下方法:先估计当前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若是，则序列X是Y的格兰杰原因(GrangerCause)，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格兰杰因果检验要求所检验的序列是平稳序列，若是，非平稳就需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仅当上述两者均符合要求，方能进行Granger检验，因此可检验Y2，Y3对X1的关系(表5)。根据表5得出，江苏省农民人均农业贷款是每个劳动力平均农业总产值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这与协整分析的结果一致，说明江苏省农民人均农业贷款的增长，能促进江苏的农业产业化水平发展，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若获得资金支持，就能显著地起促进支持作用;江苏省农民人均农业贷款不是农民人均机械功率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农民人均机械增长可以看作是农民人均贷款增加的原因。这表明农民在产业化过程中，对农用机械有旺盛的的需求，而这种需求的产生，是促使农业生产的相关人员进行贷款、购置农业机械等行为的原因之一。从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农业贷款可支持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从而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4小结与讨论
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过程中的问题本质上是金融对农业的支持问题。在农业产业化及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仅有农村自有资本的积累是不够的，需要有充足的外部资金介入。农民人均贷款的增加能有效提高每个劳动力平均农业总产值，即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实证结果表明，提供农业贷款能有效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各级政府应重视金融对农业的支持作用，积极构建适应于农村发展状况的农村金融体系。另据对江苏沛县实地调研的相关情况，针对江苏农业产业化发展初步提出建议。
4.1建立围绕主导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
沛县是江苏省产业化发展的领头县，其发展农业产业化的过程是围绕主导产业进行深化和拓展的。政府结合本地原有优势产业，建立起以优质稻米、特色蔬菜和生态肉鸭为核心的主导产业群。具体来说，政府通过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等措施吸引农业投资，以此解决主导产业链过程中资金缺乏的问题。一方面，主导产业本身的资本实力较强，相对的，银行贷款风险较小。另一方面，主导产业链在资本帮助下获得延长，农业生产收益更高，农户、公司和政府均从中获利。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支持主导产业发展，资金获得最充分的利用。主导产业具有较强辐射作用，可带动周边的产业发展，因此建立围绕主导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是对现有问题的优化解决方案。
4.2建立包括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在内的信用担保体系
银行之所以不愿开展农业贷款的业务，归根结底是因为农业贷款的高风险性，这会使银行提取更高的准备金，从而影响银行的盈利。江苏省农委牵头建立担保公司，为农业龙头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从而使银行风险降低，乐于向农业龙头企业贷款。这种商业化方式充分利用了金融杠杆的放大作用，且使政府资金可良性循环，产生持久的正效益。同样政府也可通过相似的方式，建立面向专业合作社的小型基金或担保公司，因为资金的自发逐利性，金融市场中面向农业的担保体系还未发育成熟，建立信用担保体系必须由政府牵头主导，但政府涉入太深，对政绩的追逐又会带来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所以同时还要建立起相应的隔离机制，促进担保公司的良性发展，更好地为农业产业化筹集资金。
4.3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保证信贷对农业产业化投入的稳定性
通过政策性信贷支持，改善农业企业发展的环境［18］。资本虽然具有天生的逐利性，但通过对银行的激励，可提高农业产业化的信贷投入。现实中，中国农业银行进行农业信贷，可以享受到一定的税收优惠。国家财税政策支持可针对以下方面:一是对于支持农业发展的贷款，国家应考虑给予部分财政贴息;二是对于提供农业信贷额度达到一定标准的银行，应实施减免税收政策，如营业税率保持在3%以下，甚至可以考虑对一些农村金融机构发放涉农贷款的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以此提高其贷款的积极性，并促进自身良性发展。
4.4促进金融创新，简化贷款流程，加强后续跟踪管理
第9篇：金融文化论文范文
根据金融功能观的有关论点，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就是在不确定性中进行资源的时间和空间配置，而这种基本功能又可分为一些子功能，主要为：清算和结算功能、资源积聚和股份分割、风险管理、信息提供和激励等。与传统商业银行等相比，资本市场具有其独特功能，主要体现在：一是融资功能，资本市场那个可以通过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增发等为融资主体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需求；二是资源配置功能，资本市场借助于市场定价和兼并收购等有效实现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三是风险分散功能，与传统银行相比，资本市场并非将万千风险集于一身，而是将风险分散给不同的资本市场参与主体，从而有效实现整个金融体系风险的分散；四是定价功能，通过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有效实现不同资产的合理化定价；五是财富成长功能，与传统商业银行相比，资本市场可以通过财富效应，让市场参与主体分享宏观经济增长和上市公司成长所带来的红利。价；五是财富成长功能，与传统商业银行相比，资本市场可以通过财富效应，让市场参与主体分享宏观经济增长和上市公司成长所带来的红利。
二、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特有功能，创建开放及国际化的资本市场
对于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转型以及金融国际化进程而言，大力而有效地发展资本市场显得至关重要：
1.扩大资本市场规模，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
与当前中国每年接近10万亿元的信贷规模相比，中国资本市场的融资规模相差甚远。要改变当前现状，一方面，中国应该不断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如允许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理财资金等市场主体参与资本市场，为资本市场规模扩展提供持续性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创造需求的同时，扩大资本市场供给，并提高市场供给质量，鼓励一些成长性企业（包括高科技企业）上市，从而实现资本市场的供需平衡。在此基础上，中国监管机构还应该加强监管，尤其在信息披露、内幕交易、市场欺诈等方面的监管，努力实现资本市场的“三公”（即公开、公平、公正），从而为资本市场的持续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
2.鼓励兼并收购以及建立市场退出机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与传统商业银行相比，资本市场可以借助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给予不同定价而建立竞争机制，有效实现优胜劣汰，从而有效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努力将当前资本市场的审批制向注册制转变，实现资产定价本身不受监管因素的影响，努力打造资本市场良性发展通道，为资源配置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应该鼓励资本市场兼并收购以及有效建立市场退出机制，从而实现资本市场存量资源的有效配置。
3.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定价功能，努力打造人民币资产定价中心
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然而，不管是利率市场化，还是汇率的市场化，其仅仅是实现了资金的市场化改革，也即人民币资金在境内和境外的定价，而这仅仅是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初级阶段。为何当前石油、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等大宗商品均是以美元定价，而不是以其它货币进行定价？这与美国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一个国家要真正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也必须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只有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才能实现资产的国际化定价。当前中国要实现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努力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定价功能：第一，通过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包括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这一方面有效促进资本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并实现资本市场本身的市场化改革，从而有效实现未来有稳定现金流资产定价的市场化；另一方面，通过资产证券化盘活银行信贷资产，避免银行将万千风险基于一身，从而也有利于降低银行业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第二，中国还应该逐步加快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加快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力度，一方面，借助沪港通、深港通、QFII、RQFII等方式，在实现境外投资主体所持有人民币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扩大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定价，从而促进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向储备货币转变；另一方面，中国在引入境外需求的同时，还应该吸引优质的境外上市公司在中国资本市场挂牌上市，有效提升中国资本市场投资标的质量，有效吸引更多境内外资金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从而不断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地位。第三，中国还应该充分发挥对石油、矿产等潜在巨大需求等有利因素，大力发展期货市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努力改变当前大宗商品交易定价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4.加快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
如前所述，资本市场与传统商业银行存在的根本不同就是资本市场可以充分实现风险让不同投资主体承担，这就决定了资本市场在为一些高风险、高成长以及高效益等产业融资方面更具优势。为何20世纪80年代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在美国爆发，而非在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发生？这同样与美国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是密切相关的。当前，中国在努力打造创新型国家，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民营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无论是高科技产业还是民营经济，风险和效益都相对偏高，尤其是对于民营经济而言，融资难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这其中就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市场不发达。因而，中国应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努力建设大盘蓝筹股市场、中小板市场、创业板市场、柜台市场、债券市场等不同类型的市场，为不同的融资主体提供资金需求，从而努力发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潜力。
三、改变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制度，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财富成长功能，努力实现中国经济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