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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者、原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全国政协委员
熊秉坤（1885年9月30日—1969年5月31日），原名祥元，字戴乾，曾用名忠炳、炳坤。[5]湖北江夏（湖北武昌）人。初投湖北新军，参加共进会。武昌起义时，率部占领楚望台军械局，并组织敢死队攻督署，出任民军都统。1913年，发起创办“改进团”，反对黎元洪与袁世凯勾结。事情泄露，亡至日本。后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武昌市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全国政协委员等职。[2]
- 熊秉坤
- 祥元，炳坤，忠炳
- 汉族
- 出生日期
- 1885年9月30日
- 逝世日期
- 1969年5月31日
- 主要成就
- 参加武昌起义，北伐战争
- 出生地
- 湖北武汉修元乡熊家湾
- 字
- 载乾
目录
熊秉坤，1885年9月30日生于湖北省江夏（今武昌）县修元乡熊家湾。当熊秉坤哇哇落地时，祖父闻信大喜，为了纪念自己参加太平军，特为孙儿取了一个“长伢”的乳名（因太平军俗称“长毛”)。[5]
青年时弃学经商，后弃商入伍，投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由正兵升正目、什长，参加共进会，任该营总代表。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晨，彭楚藩等三烈士惨遭杀害，熊在悲痛中决心起义。是晚在工程营营房内联络同志，举枪发难，并吹哨集合队伍，进占楚望台军械库。在进攻湖广总督署时，率敢死队攻入督署东辕门内。10月16日，以发难之功，被推为民军第五协统领，率部在汉口、汉阳和清军激战。后协改旅，任第五旅旅长。
1913年应黄兴之约，发起“改进团”，主张改进政治，反对黎（元洪）袁（世凯）勾结，被黎侦知，弃职潜逃至沪。“二次革命”时，在南京参加反袁，失败后逃亡日本。
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同年秋回鄂组织讨袁军，任鄂中司令。护法运动时，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
1929年至1931年任湖北省政府委员，一度兼任武昌市长。后任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
解放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湖北省政协常委、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6]
1969年5月31日，熊秉坤因病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四岁。[5]葬在武昌九峰山。[6]
幼时，因家中贫穷，熊秉坤不能继续上学，为了糊口，十来岁就当了别人的放牛娃。十四岁那年去帮人挑水，稍大一点儿当了学徒。经营谋生艰苦的熊秉坤，从小就知道孝敬父母，总想以自己的勤快，为贫困的家境减少一点负担。但是不管他日夜如何拼命干活，莫说挣钱孝敬父母，养活家人，就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有一年腊月，有钱的人家都忙着办年货过年，可他家，父亲久病卧床，母亲又无针线活干。眼看北风呼啸，大雪纷飞，锅无粒米，灶无根柴，熊秉坤悲愤交加，痛恨清政统治太黑暗，以投江自杀来抗议，幸亏及时被人救起，才免一死。父病因无钱医治而早逝，这一沉重打击，更加深了他对清朝统治的痛恨。尔后，由于母亲勤扒苦做，家境稍有好转，母亲就送他上了南路高等小学。他不忍心看到年迈的母亲为自己支付上学的用费而太劳累，于是中途辍学，到平湖码头一带当上了搬运工。在打零工期间，他经常与湖北新军工程营的士兵们一起挑砖起沙，时间一长,不但互相认识，而且都混得比较熟悉
1904年，二十岁的熊秉坤经他人介绍，入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当了兵，用他的话来讲，“别人是投笔从戎，我是放下扁担去当兵”。当时工程八营是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会员和在湖北发展“日知会”、“共进会”等革命团体成员，宣传反清的根据地，熊秉坤被浓厚的革命气氛深深吸引住了，并很自然地接受了反清的革命宣传。由此，他对当时自立军的总指挥唐才常，因起事推翻清廷失败而英勇就义的壮举十分钦佩，这时，熊秉坤已由正兵升为后队正目（班长），为了追求革命真理，他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经常接触朱子龙等革命党人，经常偷看些宣传反清的革命书刊《孙逸仙》等，很快就被朱子龙等人介绍加入了“日知会”。
1909年至1911年，在日本参加孙中山先生同盟会的老会员刘公、孙武等人，先后奉命返回湖北，创建“共进会”，积极发展组织，推动反清活动。熊秉坤和孙武一向要好，他不但首先加入，而且还约徐兆斌、马荣、金兆龙、程金龙、罗炳明等人加入了“共进会”。熊秉坤加入共进会后，更是广泛联络同志，积极发展成员，工作认真负责，因此继雷振声之后，被任命为工程营总代表。在他的领导下，该营革命组织发展更为迅速，在起义前已有会员二百余人。另外他还秘密担任了工程营革命军大队长。[5]
1911年10月10日凌晨，被捕的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志士英勇就义于督署东辕门内。蔡济民、吴醒汉与熊秉坤、金兆龙、方兴、方维等，紧急密议，决定当日晚点名时发难。熊秉坤得知彭、刘、杨三志士惨死，火万丈，决心力挽狂澜，扭转危急势态。回营后，乘清廷督署的宫长不在，借吃早饭时，即召集各队代表，宣称：“今早奉总机关命令，责我工程营首先发难，其原因即军械所为我营所有，如各标响应，亦必先到军械所领取子弹，然后方可从事别方工作，为我营不即先动手，别营当然怀疑，决不敢举动。”此言过后，除徐兆斌赞成外，其余都颜有顾虑。熊秉坤厉声道:“吾辈平时革命，为的是晒性，今到时矣，怕死徒然。吾辈名册昨已搜去，按名捕拿，将及吾辈也！今一言为汝辈决之，与其坐而待其捕杀，不如奋起一击，所谓即反也死不反也死，吾辈要死，死于泰山得矣，况死中得以求生，亦未必不能一举而成功，遂吾辈革命之大愿矣！”众代表闻此言，认为有理，决定提前到当日下午3时晚操首先发难。为了按此计划进行，熊秉坤即派人通知楚望台军械所的左队代表罗炳顺、马荣等人，命令他们按时响应。但是，没有子弹怎么行呢？由于督署的封锁及搜查，各同志处都无法搞到子弹。除前一天杨宏胜送来两盒子弹外，一时还搞不到。于是，他跟吕功超做工作，使吕将兄长家藏的两盒子弹献出来了。
熊秉坤又密令于郁文、章盛恺冒死从排长那里偷来了两盒。到手的子弹一共只有六盒一百五十发。他将得到的子弹，分发给最可靠的代表，又令于郁文偷来了两块腰牌，交一块李择乾佩带，自己佩带一块，便借值勤之机，冒雨出营通知二十九标蔡济民、三十标王文锦按时响应。不料，行动计划被督署官长察觉，突然取消晚操，熊秉坤当即决定将举事时间推至当晚7时，在头道名点完之后，鸣枪为号，并急告二十九与三十标各代表。熊秉坤抓紧一切时间，在营内四处巡视。当他路过操场时，遇见罗子清，罗问他，起事是否有孙党领导？熊说：“当然有，孙中山先生是革命党的创始人，公认的盟主，只要是革命党就是他的党，湖北名称虽不一，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宗旨则无二心。”罗又问有多少人？能否成功？熊说：“革命党人多得很，湖北的军、商、学界都有......目前各省都知道湖北新军的实力，湖北新军举义，革命可望成功。”此时，头道名已点过，为了做到万无一失，熊秉坤准备再看看动静后，即按计划起事。但当他行至一排三棚时，突闻二排有呼叫声，熊秉坤知道情况有变，即取出枪直奔楼上，只见当日值班官、平时反对革命党人最起劲的二排排长陶启胜迎面跑来，熊秉坤立即举枪射击，正中陶的小腹。情况突变，再不能等待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熊秉坤当即连发三枪，正发出了推翻清廷的发难信号拉开了“武昌起义”的序幕。顿时枪声大作，顽固的督署代营长阮荣发、右队队宫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等企图镇压，但均被起义者击能击溃。熊秉坤指挥起义者撬开军械库，因督署早有提防，子弹已转移别处，仅得到军刀十二把。再至管带、军需房间，开铁锁，也不见枪枝与子弹，只见“龙洋”官票数百，他恐怕有人抢钱，造成混乱，特命放火焚之。此时，工程营已全部响应起义，熊秉坤一边急吹口哨，一边高呼：“同志们！赶快到操场集合出发，抢攻楚望台。”并将所得的军刀分到各代表配用，他命令杨金龙与自己在前带队，金兆龙在后压队，跑步冲出了营门，直扑楚望台军械部，因有马荣、罗炳顺等人的接应，熊秉坤指挥人们顺利地占领了该战略要地。他马上开库发弹，武装起义队伍，使起义者如猛虎添翼。[5]
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先后安排熊秉坤担任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湖北省参事室参事，他还当选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1955年，他被推选为湖北省政协辛亥首义回忆录征集小组成员，他以满腔的热情参加了辛亥首义史料的征集、审稿等工作，为向全国政协提供大批珍贵的文史资料，及湖北政协出版四辑《辛亥首义回忆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还亲自撰写了《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武昌起义谈》《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经过并组织》《民军第五协军事实录》等多篇极有价值的珍贵史料。1956年，他被推选为全国纪念孙中山先生九十诞辰筹备委员会委员，被邀请进京参加隆重的纪念活动，正当行程，他突感身体不适未能进京，只好抱病出席了武汉地区各界人士集会纪念孙中山先生九十诞辰大会。他在大会的发言中指出：“有人讲，武昌起义孙先生在海外不知道，因此，就说辛亥革命不是孙先生领导的，这完全是一派胡言。辛亥革命党人都拥护孙先生，都是他的信徒，我在发难时，就从心眼里把孙先生当领袖，拥护他的革命主张......而且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团体，都是以孙先生的同盟会的宗旨为宗旨，象这样一些革命团体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当然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他的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1961年9月，经中共中央决定，他以特殊身份任全国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委员。9月30日，周恩来总理邀请熊秉坤等辛亥革命老人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国庆节的国宴。在国宴上，他不但见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许多老朋友，还见到了末代皇帝溥仪。国宴开始不久，溥仪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张执一副部长的陪同下，来到了熊秉坤的面前，首先举杯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你打了第一枪，可称盖世英雄,了不起，推翻了封建王朝，打倒了我这个当时还是小孩子的皇帝，让我能顺应历史潮流，改造成新人，为表达谢忱，容我敬酒一杯。”熊秉坤连忙站起来回敬道：“领当不起，辛亥革命是全国爱国志士仁人的共同功劳。一晃五十年，我们现在都是新中国的新人，今天见面，是新人做新事，感到特别高兴。让我们共同干怀，感谢党和毛主席。”10月13日上午，在中央的安排下，熊秉坤和溥仪在全国政协会议室里，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见。会见时还有1924年把溥仪赶出紫禁城的前京师警卫总司令鹿钟麟、溥仪的叔父载涛等人。这些当年的革命者与封建统治者一见面，又是握手，又是拥抱。熊秉坤打趣地说：“往日家路窄，拔刀相见，今天大家都生活在新中国，冤家路也宽，握手言欢。我们都择善而从，殊途同归，宿敌变朋友，举杯又挽手，今天的相会，大家都很愉快。”[5]
祖父熊荫棠，早年参加太平军，并随军作战至江苏南京，后因太平军作战失利，败走上海，流落无依。时逢英人初开长江航线，招收领航员，为了谋生，前往应试，终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此后在上海、南京、九江、汉口的航道上奔波数年。在熊秉坤出生不久后，因年老体弱告老还乡。
父亲熊开万，继承父业，替英人引水。不多日，英商人事变更，熊开万失业回乡，重操祖业，走水放解，但连连失利，后因操劳过度、身染重病而逝。[5]
熊辉：“我年轻时，有些父亲的老朋友、历史学家、记者来探访，我是家里的独子，必需经常接待。”通过“旁听”父亲口述，我逐渐了解了父亲经历的辛亥革命历史。
其实父亲原定的起义时间是当晚操课结束后，但因营区发生意外冲突，迫使起义行动提前。父亲随机应变，在巡查过程，对空连放3枪，随即率领40位敢死队占领楚望台军械库，进攻督署，并大喊：“我是革命党总代表，我们要起义了！”
武昌首义取得成功，是“时势造英雄”。我父亲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担当了历史性的关键角色。他敢于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是受孙中山先生“敢为天下先”的影响。他一生胸怀坦荡，为我们后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8]
熊永铸：在我的印象中，爷爷是一个很刚强、耿直、低调的人。[3]小时候，父母在青山，我和祖父住在一起，对祖父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学校组织春游，参观施洋烈士墓。回来后，我跟姥姥（熊秉坤的妹妹）说了这件事。姥姥告诉他：“二七大罢工被镇压后，你的爷爷还留了好几名共产党领导人在家里避难、开会。”就是那个时候，我对祖父的身份、经历产生了兴趣，开始翻看资料，才知道祖父是武昌起义中了不起的人。
祖父带我看武昌起义旧址是在1959年。当时，一位英国将军到汉访问，问及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炮兵的状况。湖北省军区通知我的祖父陪同外宾参观武昌起义旧址，介绍情况。祖父回到家后，家人都想去看一看。祖父答应了，随后第一次带大家去看了工程营营房、楚望台、起义门、烈士祠。在工程营营房，祖父对我说：“这就是你的爷爷当兵的地方，是当年起义开始的地方。当时，大家从这里出发，去占领楚望台。”祖父说，楚望台是当年亚洲最大的军火库。
1969年，祖父临终前曾对我说：“你的爷爷一生都是血气方刚的，希望你以后也要做你的爷爷这样的人。”[1]
当年，爷爷他们这些革命志士，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参加革命，是因为他们知道是为“除去数千载之专制，俾我同胞得游泳于共和团体之中”，以及“将见政治日新，国势日强，何难雄视全球，与欧美并驾齐驱，转为极强极盛之大国”。如今，爷爷早已故去，继承先辈遗志、发扬辛亥精神，是我们共同的心声。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实现全面小康。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相信这一定是我们的先辈所期望的。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指日可待。[3]
“熊秉坤吴天祥教育助学奖励基金”：首义中学成立后，辛亥先烈熊秉坤之子熊辉老人一直想以熊秉坤的名义成立助学奖励基金，并四下奔走，但无奈辛亥后人大多生活不富裕。得知此事后，武昌区紫阳街吴天祥小组企业捐资2万元成立了助学奖励基金。据悉，该项助学奖励基金每年评选一次，主要是用于奖励那些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学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