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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年9月8日[7]
- 乐安郡开国公→楚国公（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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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欧阳观去世，年仅四岁欧阳修与母亲郑估巴白氏相依为命，前往湖北随州投奔欧阳修的叔叔欧阳晔。欧阳晔在随州任推官二十五年，为人正直，尤以廉洁自恃，其为人对年幼的欧阳修产生了重要影响。欧阳晔家不是很富裕，难以为欧阳修提供学习方面更多的帮助。好在郑氏出身江南名门望族，知书识理，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荻秆（芦杆当笔）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即后世所称的画荻教子）[3]。[85]
欧阳修十岁时，从随州大姓李氏家中得到唐人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的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4][86]此时欧阳修所作的诗赋已如成人一般，欧阳晔称他为奇童，他日必有重名。[99]
欧阳修的科举之路可谓坎坷。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十七岁的欧阳修在随州应举，试《左氏失之诬论》，其文己被时人传诵。但因赋不合官韵，最终落选。天圣四年（1026年），再应州试合格，荐名礼部，翌年（1027年）春应礼部试，不幸落第。[99]
天圣七年（1028年），欧阳修携文谒知汉阳军（今属湖北）胥偃，胥偃大感惊奇，将他留置门下。冬，胥偃携欧阳修泛江入京。次年（1029年）春，经胥偃保举，欧阳修就试于开封府国子监，该年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99]
天圣八年（1030年）正月，欧阳修在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三月，欧阳修参与由仁宗主持、在崇政殿举行的殿试，唱甲科十四名，进士及第。[39][87]据欧阳修同乡时任主考官晏殊后来回忆，他未能夺魁，主要是锋芒过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天圣九年（1031年）三月，欧阳修抵达洛阳。当时“西昆体”代表人物之一的钱惟演任西京留守，幕府多名士。欧阳修与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交游，开始为“古文”，已负文名。[82][87]同年，在东武县迎娶胥偃之女为妻。[5][99]
景祐三年（1036年），权知开封府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吕夷简反讥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在朝诸人如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等纷纷论救；右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贬。欧阳修撰《与高司谏书》，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讽刺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并将欧阳修列为“四贤”之一。高若讷得书后，上疏辩驳，并请仁宗令有司召来欧阳修，加以戒谕。最后，受牵连的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82][88]此事使得欧阳修名声大振，据说当时辽朝燕山馆中已有人将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题写在墙壁上。[83]十月，欧阳修至贬所，作《于役志》记此行。[99]
景祐四年（1037年），因此前夫人杨氏去世，欧阳修续娶户部侍郎薛奎之女为妻。十二月，被改授为光化军乾德县令。次年（1038年）三月，赴乾德任。宝元二年（1039年）六月，恢复旧官，权任武成军节度判官厅公事。[99]
康定元年（1040年）初，范仲淹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征辟欧阳修为掌书记。欧阳修闻命，笑着推辞道：“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82]六月，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十月，转太子中允，同修礼书。[89][99]
庆历二年（1042年）四月，差同知礼院。当时辽朝遣使索求关南土地，宰相吕夷简荐富弼出使辽朝。欧阳修上书援引唐代颜真卿出使李希烈事，请求留下富弼，未被理睬。五月，应诏上书，报陈弊事。八月，他请求外任，九月通判滑州。十月到任。[99]
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欧阳修被召还，转任太常丞、知谏院。同年，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与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连上奏疏，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现存于《奏议集》中知谏院时的奏疏多达十卷。这些奏疏都是庆历新政时期的重要的政论文章，所论者都是针对时弊的当务之急。[82]仁宗对他很是赏识，遂在十二月授其为同修起居注、右正言、知制诰。[90][99]
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欧阳修兼判登闻检院。后奉命出使河东。八月，又在保州兵变后出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十一月，进阶朝散大夫，封信都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翌年（1045年），因真定府帅臣田况移知秦州，故由欧阳修权管真定府事。[84][99]在这期间，他进一步调查情况，又写出《河东奉使奏草》《河北奉使奏草》。在《河东奉使奏草》中有《条列文武官材能札子》，还有《论不才官吏状》，对于吏治得失，论述极详。与此同时，欧阳修对于西北边患以及重大的军事问题，也曾多次上书。在宋夏和议问题上，他力排众议，坚持己见，知无不言。在当时的情况下，既然不可言和，就不免用兵。欧阳修一面反对言和，一面主张备战，并在军事上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方案。[82]
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相继罢官、外放，新政失败。这时欧阳修正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他一面“自劾乞罢”，以“同其退”，一面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此状一上，欧阳修遂为“群邪”所恶，根据“其孤甥张氏”犯法之事造谣诬陷，使得他被左迁为知制诰、知滁州（今安徽滁州）。[99]在滁州为政时，他以“宽简”著称，使得官民称便。
庆历七年（1047年）十二月，以朝廷祭祀南郊加恩，加上骑都尉，进封开国伯，加食邑三百户。庆历八年（1048年）正月，欧阳修迁知扬州放雄定。皇祐元年（1049年）正月，移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四月，转礼部郎中。八月，复官龙图阁学士。翌年（1050年）七月，改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兼南京留守司事。[82][99]
皇祐四年（1052年）三月，欧阳修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四月，朝廷以旧官起复他，遭极力推辞。至和元年（1054年）五月，欧阳修在服丧期满后，被召入朝中“判（吏部）流内铨”。这时候，欧阳修已经在外辗转十二载，头发已经白了。仁宗看到以后，很是同情，当面安抚备至。朝中又有人担心欧阳修受到重用，于是伪造了他请求裁汰“内侍为奸利者”的奏疏，以此激怒宦官，使欧阳修于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再度被外放知同州。最后，仁宗采纳了吴充的建议，留下了欧阳修，让他以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差勾当三班院官职，与宋祁等同修《唐书》（即《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91][99]
至和二年（1055年），辽兴宗去世，辽道宗即位，欧阳修充任贺登位国信使，出使辽朝。次年（1056年）二月还朝，进献《北使语录》。闰三月，判太常寺兼礼仪事。五月，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八月，权发遣三司事。[99]
嘉祐三年（1058年）三月，欧阳修兼翰林侍读学士。六月，权知开封府。第二年（1059年）二月，免权知开封府，转任给事中、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还充任御试进士详定官。四月，兼群牧使。嘉祐五年（1060年）七月，《唐书》修成，转拜礼部侍郎。九月，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82][93]
嘉祐七年（1062年）九月，进阶正奉大夫，加柱国，并赐号推忠佐理功臣。嘉祐八年（1063年）四月，转户部侍郎，进阶金紫光禄大夫，赐号推忠协谋佐理功臣。治平元年（1064年），闰五月，宋英宗特转他为吏部侍郎，被欧阳修推辞。[99]
治平二年（1065年），欧阳修因卷入“濮议”之争，遭到御史吕诲等人的攻击。在双方的争论中，欧阳修欣赏蒋之奇的说法，于是擢升他为御史。但这也致使蒋之奇被视为“奸邪”。为求自保，蒋之奇开始思考摆脱这一称呼的方法。当时欧阳修妻子的堂弟薛宗孺犯事受劾，欧阳修不肯为他开脱。薛宗孺大为光火，就造谣说欧阳修与其大儿媳吴春燕有染。此事经中丞彭思永转给蒋之奇后，蒋之奇立刻上章弹劾欧阳修。欧阳修蒙受此等“不根之谤”，为了辩诬，连上奏札，请求根究蒋之奇，甚至“期于以死必辨而后止”。于是治平四年（1067年）三月四日，即位不久的宋神宗经过察访后，乃遣中使赐下“御札”，告知欧阳修这些弹劾他的言官已被“降黜”，并已“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虚妄”，且请欧阳修不要计较前言，应该到职办公。[82][94]
经过这次风波，欧阳修对于人生仕途似乎更有所悟：像他这样切直刚正的人，是不适于做官的。在这之前，已一再求退，在这之后，就更坚决求退。由于再三请求，终于得罢参知政事，以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出知亳州。次年（1068年），接连上表请求致仕，神宗不允。八月，改兵部尚书、知青州（今山东益都）。[82][94][99]
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进行熙宁变法。欧阳修时在青州，有《言青苗钱札子》，指出在“俵散青苗钱”的过程中，有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抑配”（即强行摊派），二是“俵散秋料钱”。这些意见，可以说是很有见地的。欧阳修对青苗钱作了具体分析，不是一概否定。他所不赞成的，是俵散“秋料钱”。对于“秋料钱”，他曾一面“奏陈”，一面“擅止”。未经批示而自行停止，应得“擅行止散之罪”。但朝廷“特予放免”，并未加罪。[82]
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欧阳修终于得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致仕，归居颍州。八月，朝廷行“明堂大礼”，又召他入朝“陪位”，他有《札子》辞谢。这时，欧阳修的身体已经十分衰惫了。就在致仕后的第二年，即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1072年9月8日），欧阳修便在家中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八月，获赠太子太师。[7]
主词条：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 文章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97]他博学多才，诗文创作和学术著述都成就卓著，为天下所仰慕，又在政治上有很高的声望，是一代名臣。他以这双重身份入主文坛，团结同道，汲引后进。在当时的著名文学家中，尹洙、梅尧臣、苏舜钦是他的密友，苏洵、王安石也曾受到他的引荐，而苏轼、苏辙、曾巩更是他一手识拔的后起之秀。由欧阳修来肩负革新文风的领导责任，正是众望所归。[95]
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成就首推古文，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97]他一生写了五百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欧阳修以其大量堪称典范的作品，扭转了当时文坛的风气。因此，苏轼说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推崇备至。[97]
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在本质上是针对五代文风和宋初西昆体的，可是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与柳开以来的复古派文论家有很大的不同。在欧阳修主持文坛以前，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风已经受到严厉的批评。欧阳修在反对西昆体的同时，还反对太学体。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利用主持贡举的机会，对文风险怪的士子痛加排抑，经过几年的努力，使太学体逐渐消声匿迹。[95]
欧阳修对文与道的关系持有新的观点。首先，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14]其次，欧阳修文道并重。[15-16]此外，他还认为文具有独立的性质。[17]这种文道并重的思想有两重意义：一是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二是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重道轻文的柳开等人以韩愈相号召，主要着眼于其道统，而欧阳修却重于继承韩愈的文学传统。[95]因此，曾巩称赞欧阳修“蓄道德而能文章”。[82]
欧阳修自幼喜爱韩、柳古文，后来写作古文也以韩、柳为学习典范，但他并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韩、柳古文文从字顺的一面，对其奇险深奥的倾向则弃而不取。[18]同时，欧阳修对骈体文的艺术成就并不一概否定，对杨亿等人“雄文博学，笔力有馀”也颇为赞赏。这样，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石介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奠定平易流畅的宋文基调。[95][97]
欧阳修早年为了应试，对骈俪之文下过很深的功夫，同时也认真研读韩文，为日后的古文写作打好了基础。他在洛阳结识尹洙后，便有意识地向尹学习简洁谨严的古文手法，并以古文为主要的文体进行写作，但也注意形式的多样化。欧阳修对待写作的态度极为严肃，往往反复修改才定稿。深厚的学养和辛勤的实践使他的散文创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95]
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议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例如早年所作的《与高司谏书》，揭露、批评高若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卑劣行为，是非分明，义正辞严，充满着政治激情。又如庆历年间所作的《朋党论》，针对保守势力诬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的言论，指出“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的观点，列举历代兴亡事例，论证必须“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结构谨严，行文平实。这一类文章具有积极的实质性内容，是古文的实际功用和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欧阳修另有一类议论文与现实政治并无直接关系，但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如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通过“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阐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历史教训，融议论、叙事、抒情为一体，节奏抑扬顿挫，语言婉转晓畅，有一唱三叹之美。又如他为友人文集作的序言，不但对友人的文学业绩进行评述，而且抒发了对死生离合、盛衰成败的人生遭际的感慨，绝非为文而文之作。[95][97]
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除历史散文《五代史记》外，他的亭台记、哀祭文、碑志文等作品，也都具有充实的内容，如《丰乐亭记》对滁州的历史故事、地理环境乃至风土人情都作了细致的描写。又如《泷冈阡表》，追忆父母的嘉言懿行，细节描写细腻逼真，栩栩如生，这种效果决不是虚言所能达到的。[95]
欧阳修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则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例如《释秘演诗集序》，寥寥数笔，释秘演、石曼卿两位奇士豪宕磊落的性情和落拓不偶的遭际已跃然纸上，而作者对两人的敬重惋惜之情以及对时光流逝、人事变迁的感慨也洋溢于字里行间，感人至深。在欧阳修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和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也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95]
欧阳修对散文文体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作品体裁多样，各得其宜。除了古文之外，辞赋和四六也是他擅长的文体。首先，欧阳修对前代的骈赋、律赋进行了改造，去除了排偶、限韵的两重规定，改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其名作如《秋声赋》，既部分保留了骈赋、律赋的铺陈排比、骈词俪句及设为问答的形式特征，又呈现出活泼流动的散体倾向，且增强了赋体的抒情意味。欧阳修的成功尝试，对文赋形式的确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次，欧阳修对四六体也进行了革新。宋初的四六皆沿袭唐人旧制，西昆诸子更是严格遵守李商隐等人的“三十六体”。欧阳修虽也遵守旧制用四六体来写公牍文书，但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故事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给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上随州钱相公启》《蔡州乞致仕第二表》等都是宋代四六中的佳作。[95]
欧阳修的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在韩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别开生面。例如《醉翁亭记》的开头一段，语言平易晓畅，晶莹秀润，既简洁凝练又圆融轻快，毫无滞涩窘迫之感。深沉的感慨和精当的议论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语气，娓娓而谈，纡徐有致。这种平易近人的文风显然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所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后宋代散文的发展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黄庭坚极为推崇欧阳修，特别喜欢《醉翁亭记》，竟把四百字的《醉翁亭记》创作成《瑞鹤仙·环滁皆山也》。[95]
欧阳修的创作使散文的体裁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完备。欧阳修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开创了一代文风。他领导的北宋古文运动，结束了骈文从南北朝以来长达六百年的统治地位，为以后元明清九百年间提供了一种便于论事说理、抒情述志的新型古文。欧阳修也成为一代文章宗师。[19]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95][97]
- 词作
欧阳修出于号称“北宋倚声家初祖”的晏殊门下，在词的创作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与晏殊词相比，欧阳修虽然也主要是走五代词人的老路，但新变的成分要多些。尽管他作词是以余力而作[20]，固守着词传统的创作观念[21]，但作为开创风气的一代文宗，他对词作也有所革新。这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沿着李煜词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用词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二是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而与柳永词相互呼应。[96]
欧阳修一生宦海浮沉，曾三遭贬谪，仕途不像晏殊那么顺利，对人生命运的变幻和官场的艰险有较深的体验。表现这类情感的词作虽然不太多，但毕竟显示出一种新的创作方向，即词既可以写传统的类型化的相思恨别，也能够用以抒发作者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在《朝中措·平山堂》中，欧阳修潇洒旷达的风神个性得到了充分展现。这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用词来表现自我情怀的创作方式对后来的苏轼有着直接的影响。[96]
欧阳修在政治生活中，刚劲正直，见义勇为，他的诗文和部分“雅词”表现出其性格中的这个侧面。而他的日常私生活，尤其是年轻时的生活，则颇风流放任[22]。因而其词作中也有一些带“世俗之气”的艳词，有些甚至比较庸俗，另一些内容和情调则比较健康，如《南歌子·凤髻金泥带》《玉楼春·夜来枕上争闲事》等，体现出一种与五代词追求语言富丽华美的贵族化倾向相异的审美趣味，而接近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96]
欧阳修词朝通俗化方向开拓的另一表现是，他借鉴和吸取了民歌的“定格联章”等表现手法，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这对后来苏轼用联章组词的方式来抒情纪事颇有影响；而《渔家傲·花底忽闻敲两桨》《渔家傲·荷叶田田青照水》两首词，分别写采莲女的浪漫欢乐和爱情苦恼，格调清新，也具有民歌风味。在宋代词史上，欧阳修是主动向民歌学习的第一人，由此也造就了其词清新明畅的艺术风格，歌咏颍州西湖的《采桑子十首》就集中体现出这种风格特征。[96]
- 诗作
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进行了革新。他重视韩愈诗歌“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的特点，并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相对于西昆诗人的主张，欧阳修的诗论无疑含有重视生活内容的精神。欧阳修诗歌创作正是以扭转西昆体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为指导思想的，这体现了宋代诗人对矫正晚唐五代诗风的最初自觉。[95]
欧诗中有一些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作品，如《食糟民》揭露了种粮的农民只能以酒糟充饥的不合理现实，《边户》描写了宋辽边境地区人民的不幸遭遇。但欧诗更重要的内容则是表现个人的生活经历或抒发个人的情怀，以及对历史题材的吟咏等。由于他的这类诗篇多含有很深的人生感慨，所以与西昆体的同类诗作有本质的区别。例如《戏答元珍》，以荒远山城的凄凉春景衬托自己的落寞情怀，篇末故作宽解之言，委婉地倾吐了内心的感触，真切感人。[95]
欧诗受韩愈的影响较大，主要体现于散文手法和议论入诗。然而欧诗并不对古人亦步亦趋，故仍然具有自家面目。欧诗中的议论往往能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所以得韩诗畅尽之致而避免了其枯燥艰涩之失。例如《再和明妃曲》议论精警，又富有情韵。欧诗的散文手法主要不是体现于句法上，而是借鉴散文的叙事手段，如《书怀感事寄梅圣俞》叙述宴游经历，平直周详，深得古文之妙。[95]
欧诗也学李白，主要得益于语言之清新流畅，这与欧诗特有的委婉平易的章法相结合，便形成了流丽宛转的风格，如《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写好友万里相思和少去老来的感慨，时空跨度很大，情绪亦跌宕起落，然而文气仍很宛转，娓娓如诉家常。欧诗的成就不如欧文，但两者的风格倾向是一致的，这种诗风显然是对西昆体诗风的矫正。[95]
此外，欧阳修撰写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话，以随笔的形式评论诗歌，开创了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新形式。[97]郭绍虞认为：“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52]
- 拔擢人才
欧阳修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的出名与欧阳修的学识、眼光和胸怀密不可分。[95]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中宋代的六人，除欧阳修自己，另外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
- 政治思想
欧阳修以修史著称，在修编历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他传承了中国政治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政治维度，弘扬公羊学的正统和一统学说，认为正统首先要统一天下，君临四方，“臣愚因以为谓正统，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正统要以政治统一为基础。同时，他认为王朝更替的正统与否应该参照是否公道或大义为准：“夫正与统之为名，甚尊而重也。尧、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义而得之也。自秦、汉而下，丧乱相寻。其兴废之迹，治乱之本，或不由至公大义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统屡绝，而得之者少也。”他试图强化从王者居正和王者一统的角度论述一个朝代政治合法性的条件，“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者；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他以这种由王者规范和一统天下的理念讨论了当时政治合法性的一些问题。[68]
欧阳修对中国社会自汉代以来就有的朋党问题提出了一些正面认识。“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君主要使用君子朋党，屏退小人朋党；用君子朋党，天下可得到治理。君子朋党就是坚守道义、名节、互相砥砺和以身事国的人士，“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这对后世的政治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68]
欧阳修看重士大夫的气节，在修史过程中再三申述臣子的节操是政治成败的重要因素，“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这是对传统忠义和节操观念在政治领域的再强调。[68]
与上述认识相应，欧阳修强调科举取士一定要注重举子的个人品德和操行。他在《论保明举人行实札子》中提出：“臣今欲乞指定举人玷缺事状，如事亲不孝，行止逾滥，冒哀匿服，曾犯刑责，及虽有荫赎而情理重者！以上事节，苟犯其一，并不得收试。”上述论述反映了欧阳修的政治追求和基本理念。[68]
欧阳修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对政治主体行为的道德要求及个人修身层面，体现了中国儒家政治中的积极面，同时也显现出其政治思考的历史局限性。[68]
- 回河之争
在宋仁宗时期的回河之争中，欧阳修就黄河问题提出过重要意见。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皇祐三年（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分别从国计民生、黄河情况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欧阳修的奏疏未予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开六塔河。嘉祐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72]
欧阳修视纲常伦理为支配历史兴亡之“道”，思考“历史盛衰之理”，引“理”入“史”，以《易》解史，开一代史学风气，具有很高的史学成就。他中进士后不久任馆阁校勘，即与尹洙等一道编写《新五代史》（本名《五代史记》）。在被贬为夷陵县令期间，尽管条件相当困难，史书撰写工作也没有中止。他与尹洙书信往返，讨论撰史事。《新五代史》从搜集材料到成书前后历二十余年，此后，他对这部书稿不断加工修订。可以看出，《新五代史》撰写过程和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活动交织在一起。至和元年（1054年），欧阳修参与编修《新唐书》，至嘉祐五年（1060年）《新唐书》 225卷成。[76]
欧阳修曾遍访民间，将洛阳牡丹的栽培历史、种植技术、品种、花期以及赏花习俗等作了详尽的考察和总结，撰写了《洛阳牡丹记》一书，包括《花品序》《花释名》《风俗记》三篇。书中列举牡丹品种二十四种，是历史上第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23]
欧阳修对谱学深有研究，开创私家修谱之先河。他所著的《欧阳氏谱图序》，详细说明了欧阳修先世的迁移图，即其先大禹到越国王族的脉络，也描写了八王之乱后，欧阳氏再度南迁江南，在南方各地族衍发展的历程。其修谱的体例完整而系统，包括谱图序、谱例、世系图、世系录、先世考辨等，为后世修家谱提供了参考，成为元代以后中国家谱的范例。[24]
欧阳修虽然不以书名，但其书法超拔流俗，别有一番情趣。苏轼称其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精勤敏妙，自成一家”，又谓“欧阳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晔如也”。他的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46]
欧阳修追求优游自在的情趣，把书法作为一种赏心乐事而非“夕惕不息”的专门技艺，不拘于“法”（书法艺术语言规则），而推崇轻松自如的挥写，把自娱的目的和创作过程中解衣般礴的心境融合起来。反映在书论的表述形式上，则是放弃了以概念、判断、推理组成的大块文章，而采取了以抒发直觉体验为主要特征的小品，文辞偏向质朴简约，与在禅悦之风影响下形成的士大夫自然、淡泊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相一致。[46]
：“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44]
王安石：“如公器质之深厚，知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谓千载而一时。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30]
苏轼：
-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45]
- 伏惟致政观文少师，全德难名，巨材不器。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艰难，而节乃见。纵使耄期笃老，犹当就见质疑。而乃力辞于未及之年，退托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贵无轩冕而荣，至仁不导引而寿。较其所得，孰与昔多？[70]
苏辙：“嗟维此时，文律颓毁。奇邪谲怪，不可告止。剽剥珠贝，缀饰耳鼻。调和椒姜，毒病唇齿。咀嚼荆棘，弁弃羹胾。号兹古文，不自愧耻。公为宗伯，思复正始。狂词怪论，见者投弃。踽踽元昆，与辙皆来。皆试于庭，羽翼病摧。有鉴在上，无所事媒。驰词数千，适当公怀。擢之众中，群疑相豗。公恬不惊，众惑徐开。滔滔狂澜，中道而回。匪公之明，化为诙俳。公德日隆，历蹈二府。辙方在艰，抚视逾素。纳铭幽宅，德逮存故。终丧而还，公以劳去。公年未衰，屡告迟莫。自亳徂青，迄蔡而许。来归汝阴，啸傲环堵。辙官在陈，于颍则邻。拜公门下，笑言欢欣。杯酒相属，图史纷纭。辩论不衰，志气益振。有如斯人，而止斯耶？……呜乎！公之于文，云汉之光。昭回洞达，无有采章，学者所仰，以克向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奸回，罔有剧易。后来相承，敢陨故事？虽庸无知，亦或勉励。此风之行，逾三十年。朝廷尊严，庶士多贤。伊谁云从，公导其先。自公之归。忽焉变迁。又谁使然，要归诸天？……时既往矣，公亦逝矣。老成云亡，邦国瘁矣。”[67]
王称：“斯文，古今大事也，天未尝轻以畀人。然自孔子以来，千有余载之间，得其正传者，仅四五人而已。孔子既没，而孟子生；孟子之后，有荀卿；荀卿之后，而扬雄出；雄之后，而韩愈继；愈之后，而修得其传。其所以明道秘而息邪说，立化本而振儒风，邃然以所学入发，为朝廷之论议，志得道行，沛然有余，则功利之及于物者，盖天之所畀也。故天下尊仰之如泰山大河，日月所不能磨而竭矣。”[29]
脱脱、阿鲁图等：“三代而降，薄乎秦、汉，文章虽与时盛衰，而蔼如其言，晔如其光，皦如其音，盖均有先王之遗烈。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愈不获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为，可为世道惜也哉！”[28]
谢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赵忠定之应变，韩魏公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欧阳永叔、苏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国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42]
朱轼：“五季之衰，学丧文敝，而修于周程未出之前，首以古文为当世倡。推大道之要，而发明六经，圣贤之旨，使学者晓然知论说必本于仁义，有功世道，于斯为大。而文章之复古，其末也。修为台谏时，摧邪扶正，论列为多。屡历州郡，声迹可纪。及仁英授受之际，辅佐韩琦，功在社稷矣。琦之初荐修，第以文高名重，恐世以不用，为国家惜。盖一时权宜之词，不知者以为实则谬也。”[80]
陈淡野：“人亦一器也，莫不各有其量。如天地之量，圣贤帝王之所效焉。山岳江海之量，公侯卿相之所则焉。古夷齐有容人之大量，孟夫子有浩然之气量，范文正公有济世之德量，郭子仪有福量，诸葛武侯有智量，欧阳永叔有才量，吕蒙正有度量，赵子龙有胆量，李德裕有力量，此皆远大之器。”[34]
冯煦：
- （欧阳修词）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宋至文忠，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言，亦疏隽开子野，深婉开少游。本传云“超然独鹜，众莫能及。”独其文乎哉！独其文乎哉！[35]
- （欧阳修）与元献（晏殊）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47]
蔡东藩：“宋臣专喜迂论，与晋代之清谈，几乎相同，其不即乱亡者，赖有一二大臣为之主持耳。英宗虽入嗣仁宗，缵承大统，而其本生父则固濮王也。以本生父称皇伯，毋乃不伦！欧阳修援引礼经，谓应称亲降服，议固甚当，韩琦即据以定议，于称亲之议，则请行之，于称皇称后之议，则请辞之，最得公私两全之道……微韩魏公诸人，宋室恐早不纲矣。盖舆论与清谈，其足致乱亡一也。”[36]
钱基博：“自宋初柳开、穆修以迄石介、尹洙、苏舜钦、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曾巩、苏洵及其子轼、辙兄弟、秦观、张耒、黄庭坚、陈师道，气必疏快而力祛茂兴，与发宋文之机利，而以殊于唐格者也。……然惟欧阳修，碑传议论，兼能并擅。……惟欧阳修之容与闲易，苏轼之条达疏畅，虽是急言竭论，而无艰难劳苦之态；大而万言之书，短则数行之记，一以自在出之，抑扬爽朗，行所无事；此则宋人之所特长，而开前古未有之蹊径者也。然欧阳修早习四六以取科第，而排比绮靡，心有不慊；遂以古文之顿挫，用之俪体之整对，而异军别张，语必老到，无一毫妩媚之态；妙造目然，无用事用句之癖。……诗则欧阳修以韩学杜，以文为诗，仗气爱奇。……词则欧阳修以蜀词化南唐，抒深婉以疏俊，清新闲逸。……然则有宋文学之所以继往开来，而自成一代者，欧阳修、苏轼，或推之，或挽之，后先济美以有成功也。”[51]
顾随：“宋代之文、诗、词，皆奠自六一，文改骈为散，诗清新，词开苏、辛。欧文学之不朽，在词，不在诗、文。……‘晏欧清丽复清狂’。……或以为苏、辛豪放，六一婉约，非也。词原不可分豪放、婉约，即使可分，六一也绝非婉约一派。大晏与欧比较，与其说欧近于五代，不如说大晏更近于五代，欧则奠定宋词之基础。……盖以文学不朽论之，欧之作在词，不在诗文。”[54]
朱自清：
- 欧阳修一生宗仰韩愈，又从尹师鲁游，学作古文，造诣极高。欧阳修是文学家，不是政治家。他在政治上近于元老派，很推崇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等有所作为的贤相。早年还比较激进，晚年当王安石执政时，就趋向保守了。[74]
- 北宋古文大家，称欧曾王苏（三苏），而欧阳修实为领袖。[74]
张舜徽：“欧阳修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文学家，他虽一生在宦海中浮沉了四十年，但由于刻苦钻研，锲而不舍，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尤其是他继韩愈之后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开创了宋代散文的新局面，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从唐末至五代，文体萎弱无力，到欧阳修生活的早期，文坛上仍弥漫五代余习，流行着雕琢字句、讲求对偶、风格浮艳的骈体文，可以说是对唐代韩愈古文运动的一种反动。欧阳修是十分佩服韩愈的，力主扫除形式主义的文风，以文体革新相倡导。在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的合作下，终于取得成效，奠定了平实畅达的散文风格，这是他的卓著贡献。至于他的诗词堪称俱美，写作也多；在史学和金石考古方面，都有专著，确是一位博涉多通的学者，不徒擅长文学而已。”[79]
陈振等：“欧阳修的作风是正派的。为人处世，刚正不阿。为了国计民生，敢于直言极谏，不怕贬官，不避刑戮。骂高若讷，驳吕夷简，其意气之盛，至今令人神往。及遭陷害，力请辩诬，襟怀坦然，难进易退。正如韩琦所称赞的那样：‘公之进退，远迈前贤。合既不苟，高惟戒颠。’也正是由于具有这样正派的作风，才具有朴实的学风。他作学问，力求真实，不立异论。为学如此，为文也是这样。他主张文章要‘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反对‘好为新奇以自异’。……欧阳修自己的文章写得平易自然，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古人所谓‘其身正，下令而行’，欧阳修自己的文风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82]
叶嘉莹：“冯延巳是在缠绵郁结中表现了热情挚烈、殉身无悔的执着精神；晏殊是于圆融温润之中表现了情中含思的理性观照；而欧阳修则是在豪宕沉挚、抑扬唱叹中表现出一种遗玩的意兴。……欧阳修就是以一种风趣谈谐的态度，一种赏玩、驱遣的豪兴来对待他一生屡遭诋毁贬滴的不幸的。”[73]
孙康宜、宇文所安等：“欧阳修是一位多产的词作者，并且，比起此前的其他任何人来，包括柳永，明显在这一文类上写得更多。……从我们的角度看，或许可以说，像欧阳修这样一位折中、创新的文学天才，偶尔尝试这一著名的为娱乐场所中的职业艺人所喜爱的‘更低的’词体风格，不足为奇。”[75]
欧阳修任洛阳留守推官时，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当时他的上司为吴越忠懿王钱俶之子、西京留守钱惟演。钱惟演厚待欧阳修等青年才俊。这些青年才俊喜爱游宴，毫无节制，但在吃喝玩乐之余，也会吟诗作赋。当时文坛上流行华丽工整的骈文，欧阳修等人不满于骈文的卑靡拘谨，而是凭借自己丰富的学识，以效法先秦两汉的古人为手段，力图打破当时陈腐的文风，推行“古文”。在钱惟演的支持下，欧阳修等人有了充分的时间去琢磨古文创作。
后来，钱惟演离开洛阳，由名臣王曙接任。王曙管束部下严格，不满于这些人的散漫。有一天，王曙严厉地对欧阳修等人说：“诸位知晓寇莱公（王曙的岳丈寇準）晚年遇祸的缘故吗？正是因其纵酒过度。”众人都唯诺应允，只有欧阳修起座答道：“据我所知，寇公之所以遭祸，正因其老而不知止（意在讥讽王曙‘老不知止’）！”王曙听后，只是默然不应，终不发怒。等到他任枢密使后，首先举荐欧阳修等人，使其得以进入馆阁供职。[56-57]
欧阳修中进士时所娶的胥夫人，在二人新婚不久后便去世了。后来，欧阳修娶了名臣薛奎的四女。值得一提的是，薛奎的三女婿是与欧阳修一同参加殿试而获得了状元的王拱辰。后来，王拱辰的夫人去世，王拱辰又娶了薛奎的五女，继续做薛家的女婿、欧阳修的连襟[27]。欧阳修为此写诗调侃他说：“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58]一说是欧阳修娶了薛家小女儿，被戏谑为“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100]。
嘉祐（1056年－1063年）年间，富弼为相、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包拯任御史中丞、胡瑗在太学任侍讲，集天下之望。当时士大夫相传道：“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便有四真之名。[25]
欧阳修初谪滁州时，自号醉翁。到年迈且“将退休于颍水之上”时，又号六一居士。有客人问他：“六一，是什么意思呢？”欧阳修回答：“我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的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人不解道：“这是五一了，怎么说是六一呢？”欧阳修：“以我这个老翁，终老在这五物之间，这难道不是六一吗？”[55]
（表格参考资料[27][37][40-41]）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他曾奉诏撰《新唐书》纪10卷、志50卷、表15卷；自著《五代史记》74卷、《易童子问》3卷、《诗本义》14卷、《居士集》50卷、《归荣集》1卷、《外制集》3卷、《内制集》8卷、《奏议》11卷、《四六集》7卷、《集古录跋尾》10卷、《杂著》19卷。至南宋初年，即有合刻《六一居士全集》150卷、《六一居士别集》20卷。宋光宗绍熙年间，周必大聘请曾三异等编次校勘，编为《欧阳文忠公集》153卷、附录5卷，成为定本。今存宋刊本（残卷）、明天顺六年刊本、明正德七年刊本、明朝鲜国刊本、清嘉庆二十四年刊本、《四部丛刊》影元刊本等。词集有南宋罗泌编《六一词》3卷，今存宋刊本、毛晋汲古阁刊本、明抄本、《四库全书》本。[97]
现代欧阳修作品集整理本亦详备。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李逸安点校的《欧阳修全集》，是周必大所刻全集至今的点校整理本。现代学者亦分别对欧阳修不同文体作品进行笺注，如《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出版）、《欧阳修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欧阳修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出版）。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出版日本学者东英寿考校，并由洪本健笺注的《新见欧阳修九十六篇书简笺注》，是利用海外汉籍进行作品辑佚的重要成果。[97]
主词条：欧阳修陵园
欧阳修陵园位于河南省新郑市西13公里的辛店镇欧阳寺村西，东西宽93米，南北长118米，占地面积约16亩。陵园是欧阳修及继配夫人薛氏、欧阳修的四个儿子（欧阳发、欧阳奕、欧阳棐、欧阳辩）和两个孙子（欧阳愻、欧阳愬）墓葬的欧阳修家族墓地。西南300米外有欧阳修祖母李氏墓地。[64]
- 安徽滁州欧阳修纪念馆
主词条：滁州欧阳修纪念馆
欧阳修在被贬滁州期间写下了《醉翁亭记》。为纪念欧阳修，安徽省滁州市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筹建纪念馆之初，就征集到郭沫若的亲笔题名[61]。1998年琅琊山管理处利用以前开山取石废弃的塘口，因地制宜开发的新景点，取《醉翁亭记》中“醉能同其乐”之意，命名为同乐园。2003年，“同乐园”更名为“欧阳修纪念馆”。[62]
- 吉安永丰欧阳修纪念馆
吴充《欧阳文忠公行状》
胡柯《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66]